新中国刚成立没几年，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憋着一股劲儿。文化界也不例外，当时有几位大名鼎鼎的学者，比如郭沫若和吴晗，他们琢磨着干一件大事——挖一座皇帝的陵墓。 吴晗是明史专家，他一辈子都在跟明朝的历史打交道，史书翻了无数遍，但总觉得隔着一层纸。他想，要是能打开一座明朝皇帝的陵，拿出里面的实物，跟史书对应着看，那得有多少新发现啊！这不光能推动历史研究，还能建个博物馆，让老百姓都看看几百年前的宝贝，多好。 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就得到了郭沫若等一众文化名人的力挺。他们联名给中央写了份报告，请求发掘明十三陵里的长陵——永乐皇帝朱棣的陵墓。报告写得那叫一个激情澎湃，说这是为科学研究，为人民的文化事业做贡献。 报告递上去了，上面也挺重视。但当时考古界的两位泰斗级人物——夏鼐和郑振多，听说了这事儿，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他们不是不同意考古，而是觉得“条件不成熟”。郑振多急得不行，说：“咱们现在的技术水平，根本没法保证那些几百年的丝绸、字画出土后不坏掉！这要是挖出来就毁了，那不是功臣，是罪人啊！” 夏鼐也苦口婆心地劝，说考古的重点应该是抢救性发掘，比如哪个地方要修水库、盖工厂，发现古墓了，不挖不行，那才挖。主动去挖一个保存得好好的帝王陵，风险太大了。 但那时候，整个社会都沉浸在一种“人定胜天”的豪情里，吴晗他们的热情显然更有感染力。最终，经过一番波折，方案还是被批准了。不过，考虑到长陵规模太大，难度太高，就决定先拿个“小点儿”的练练手，于是选中了万历皇帝的定陵。 就这样，一支由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定陵发掘委员会”成立了。1956年5月，在十三陵的青山绿水间，第一铲土挖了下去。一个沉睡了三百多年的地下王朝，即将被惊醒。 一开始，大家想当然地以为，陵墓入口应该就在宝顶正下方。结果挖了老大一条探沟，啥也没找着。 后来，还是靠着当地老人的一个传说，说地宫入口在一个小石碑的后面。考古队顺着这个线索，还真就找到了那个被叫做“金刚墙”的墓门封石。当他们拆下其中一块条石，发现上面刻着“此石之后，即为玄宫”八个字时，整个工地都沸腾了。 地宫的大门缓缓推开，里面黑漆漆、静悄悄的，只有手电筒的光柱在晃动。正殿的汉白玉宝座上空空如也，后面停放着三口巨大的红色棺椁，中间是万历皇帝的，两边是他的两位皇后。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开棺。 棺内塞满了各种奇珍异宝，金银玉器闪闪发光。万历皇帝的尸骨静静地躺在中间，身上盖着层层叠叠的丝织品。最上面的一层，是一件光彩夺目的“缂丝十二章纹龙袍”。那袍子用金线织出龙纹，在灯光下金光闪闪，华美得让人不敢直视。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谁也没见过这么精美的古代丝织品，保存得如此完好。 然而，就在这片喜悦之中，悲剧也悄然发生了。 那件金灿灿的龙袍，在接触到空气后，颜色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暗、发黑。原本柔韧的丝线，也迅速变得又干又脆，一碰就碎。 不光是这件龙袍，棺内大量的丝织品，包括被褥、袍服、鞋帽，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一旦被暴露在氧气和光线下，纤维结构立刻被破坏，迅速氧化、腐化。 当时的工作人员，面对这种情况几乎束手无策。他们没有合适的设备，也没有成熟的技术来处理这些娇贵的有机质文物。很多珍贵的丝绸，因为无法剥离，只能连同里面的纸张、棉花一起卷起来，装进箱子。结果没过多久，这些国宝就粘在一起，发霉腐烂，成了一堆毫无价值的“烂绸子”。 更让人心痛的是，万历皇帝和他两位皇后的尸骨，在被草草记录后，就被当成“封建余孽”给丢弃了。后来更是被当成“牛鬼蛇神”批一番后，一把火烧掉了。一代帝王，最终落得个尸骨无存的下场。 定陵的发掘，从学术上讲，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出土了大量的金器、玉器、瓷器和凤冠等，填补了明代历史研究的空白。定陵博物馆也建起来了，成了世界文化遗产。 但这些成果，是建立在巨大损失之上的。尤其是那些无法挽回的丝织品，它们的损毁，是中国考古史上一个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这就像打开了一个装满绝世珍品的魔盒，但在打开的瞬间，一半的珍品就灰飞烟灭了。 定陵的悲剧，给整个中国考古界敲响了警钟。人们终于沉痛地认识到，当年夏鼐和郑振多的担忧，是多么的有远见。我们的技术，还远远跟不上我们探索历史的好奇心。对于这些深埋地下的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就是不去打扰。 这次惨痛的教训，直接催生了中国考古界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后来也成了国家文物局的明文政策：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寝。 从那以后，中国的考古工作，严格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除非是像修路、基建等工程中意外发现，或是古墓遭到严重盗掘，面临被毁的风险，否则绝不会主动去碰那些保存完好的大型墓葬，尤其是帝王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