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西藏军区政委张少松接到一信，表扬来信人敢于批评的作风
“1986年3月5日凌晨，政委同志，边防二区的来信到了。”勤务兵推开门，话音压得极低。张少松刚放下手中的《格萨尔》藏文译本，抬头应了声“进来”。略显粗糙的信封上，署着余文金等数名战士的姓名，角落里还沾着泥点。 拆信、过目、沉思，整个过程不足十分钟。纸页写得直白：通讯总站食堂被鉴定为危房已三年，无人过问，再拖怕要出人命，希望军区立即想办法。末尾一句话像钉子——“我们不怕挨批，只怕出事”。张少松放下信，笑道：“好，很好，敢讲真话的兵，咱当干部的得听。” 当天午后，军区机关大礼堂灯一直亮着。会上人声熙攘，他却一句“危房不修，出事谁负责？”全场安静得能听见铅笔滚落的声响。决定就此拍板：建筑指标立即批，一分款子也不能再拖。会后，他亲自写回信，先赞一句“你们有骨气”，再把处理措施列得清清楚楚。
事办妥了，可围绕这封信的故事并未到此为止。第二天，《解放军报》编辑部打来电话求证。他坦荡地告诉对方：“信是真的，批评也是真的，责任更是真的。”报社同意刊发，用的是原信原名。报纸一出，连周边驻训部队也议论起“政委批案不过夜”的做派。 许多人不知道，为何张少松对基层呼声格外敏感。原因要追溯到他17岁那年。1949年，湖南酃县刚解放，他脱口便对父亲说：“我要去当兵！”家里人没拦，他带着半只咸鸭蛋和一条毛巾跟队伍走，连告别都来不及。剿匪广西、平叛西藏、对印反击、对越还击，他几乎把青春耗在枪火里。前线日子苦，山区雨夜里连帐篷都渗水，他没忘那种冷到骨头的滋味。也正因如此，后来无论职位多高，他把“伙房漏雨”当大事，不是做秀，而是代入感太强。 有意思的是，张少松的革命血脉和书卷气并存。他祖父张克振年轻时挑煤谋生，后来跟着太平军闹过事；父亲张秉义北大毕业后辗转国民革命军，也吃过枪火的苦。可家中却从不讳言读书，父亲常对他讲《左传》《孙子》。张少松曾说：“动脑子才能少流血。”这句话后来成了他带兵的口头禅。 1985年8月，他被任命为西藏军区政委，刚登拉萨河大桥，一阵高原风卷来，他眯眼细看雪山，心里默念的是“还得接着干”。张经武的故事同乡早已传遍，他不愿做简单对照，却暗暗立规：少开空头会，多跑一线。
到任第三周，边防团管理员沙际宽挤进办公室求机票。妻子骨髓炎，雪线之上病情易拖成败血症。张少松听罢，头一句不是“按章程”，而是“咱们先想最快的办法”。他立即给军航调度员打电话，砍下两张最近的出藏票，再写条子送成都军区总医院，请求重点照顾。做完这一切，他回到案头，翻出平时记录的小本子，写下一行字：“基层紧急需求，一天都不能等。”后来机关总结经验，“先解决再走程序”被写进文件。 不得不说，他这种做派在军区形成了连锁反应——机关干部遇到基建、家属医疗、被装配送等问题，若敢拖延，下面的电话就会直接轰到值班室。有人私下苦笑：张政委的高压线，谁也不敢碰。可士气却稳稳地涨。 有年盛夏，他陪成都军区首长参观布达拉宫。人挤人，一名藏族父亲怀抱四岁男孩下台阶时撞到肩膀，孩子竟从栏杆口滑向十多米下的佛殿。张少松几乎本能地冲过去，扑身把孩子揽住，自己却被砸翻在地，手腕当场骨裂。孩子哭声惊天，围观者屏住呼吸。那位父亲磕头连声“金珠玛米”，场面令人动容。军医事后问他：“为啥不躲开？”他咧嘴：“没想那么多，谁家孩子不是命？”
从那以后，他在藏区的口碑越传越远。牧民遇到难事，常托驿马邮车把信直接寄到军区大门口，信封上只写一句“金珠玛米张政委收”。邮政小哥知道人名，转几手也能送到。 回到1986年那封“危房信”。批示落实仅用了十二天，通讯总站食堂的旧瓦被掀掉，新砖砌起时，炊事班的老许感慨：“我这把年纪，还能在新屋里炒菜，值了！”竣工当天，部队拉响汽笛作庆祝。这事不大，可在边防线上，道理却透亮——只有官兵心气顺，前沿碉堡才守得更牢。 值得一提的是，张少松对于“敢批评”向来推崇。他在干部大会上聊到那封信，说道：“如果连手下的怨气都听不见，干脆摘了我的肩章。”听众先是一愣，随后掌声一片。干部们回到科室，议事风格由此一变：反对意见不再被视为“捅娄子”，而是开门见山写入报告，人情社会里的“抹不开面子”被大大削弱。 时间往后推。1990年代初，军区换届，张少松离开西藏前往成都。临行日，拉萨河畔天色微蓝，余文金带着通讯总站几名老战士来送，没作正式仪式，只敬了杯酥油酒。余文金笑着说：“政委，这回没意见，是来道谢的。”张少松摆摆手：“我算什么英雄，咱们只是把事办对了。”
很多年后，再听老西藏讲起这段往事，他们总会提到那句批示：“即使家底光了，也得修危房。”在座者或许已经记不住具体的政策条文，却牢牢记住一句掷地有声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