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被绑架时，领头的劫匪张口就是40万大洋，杜月笙冷声道：“40万太少，我出9

杜月笙被绑架时，领头的劫匪张口就是40万大洋，杜月笙冷声道：“40万太少，我出90万，剩下的请兄弟们喝茶！请你告诉我，到底是谁指使你来的。”

1940年春，杜月笙从上海迁至重庆，在嘉陵江边购置了一栋三层洋楼作为住所，当时重庆聚集了大批逃难的商人和政界人士，治安状况复杂，杜月笙每次外出都会带两名保镖，但这次去银行办事时只带了一人。

3月15日下午2点，杜月笙从中央银行重庆分行出来，准备返回住所，在距离银行200米的小巷里，三名男子突然出现，用手枪指着他要求上车，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围观群众以为是朋友接人。

绑匪将杜月笙带到重庆郊外的一处废弃工厂，当天晚上，绑匪通过杜月笙的秘书胡叙伦转达条件：交付40万银元赎金，三日内放人，这个数额相当于当时重庆一套豪宅的价格。

杜月笙听到赎金要求后，立即表示同意支付，但他提出一个条件：将赎金提高到90万银元，但要求绑匪说出幕后指使者，这个反常举动让在场的绑匪都感到困惑。

经过一夜考虑，绑匪头目透露了真相，策划这次绑架的是上海青帮大佬黄金荣的代理人，黄金荣因为投资鸦片生意失败，欠下巨额债务，急需资金周转。

杜月笙与黄金荣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11年，当时16岁的杜月笙在黄金荣的赌场当跑腿，因为机灵能干逐渐得到重用，1925年杜月笙自立门户后，仍然每月向黄金荣上缴保护费。

黄金荣选择绑架杜月笙有其商业逻辑，1939年，上海租界的鸦片生意因为战争受到冲击，黄金荣的收入锐减，而杜月笙在重庆的生意兴隆，每月光是借贷业务就能赚取数万银元。

杜月笙决定支付90万赎金并非意气用事，而是经过精密计算，这笔钱可以彻底解决与黄金荣的恩怨，避免今后在上海的生意受到影响，90万银元对他来说只是两个月的收入。

赎金交付过程颇具戏剧性，杜月笙要求面对面交易，地点选在重庆朝天门码头，3月18日凌晨5点，双方在码头仓库完成了交接，杜月笙当场清点无误，然后平静地离开。

这次绑架案没有报警，也没有后续的报复行动，杜月笙回到住所后，立即给上海的黄金荣发了一封电报，内容很简单：“师父安好，学生无恙。”这种处理方式在当时的商界引起了广泛讨论。

事件传开后，重庆的商人圈对杜月笙的做法评价不一，有人认为他过于软弱，有人则认为这是高明的商业策略，杜月笙本人对此从不公开解释，只说“生意场上的事，用生意的方法解决”。

杜月笙的财力在当时确实雄厚，1940年他在重庆的资产包括三家钱庄、两个码头、一家航运公司，仅钱庄业务每月就能产生15万银元的利润，90万赎金对他来说确实不算天文数字。

这次事件后杜月笙加强了安保措施，他雇佣了8名专业保镖，全部来自军队退役人员，同时在住所安装了报警装置，成为重庆最早使用现代安保设备的私人住宅之一。

黄金荣收到赎金后，确实偿还了债务并重新投资，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完全沦陷，他的生意再次受挫，1949年后黄金荣留在上海，靠政府救济维持生活，1953年去世。

杜月笙在重庆的生意持续到1949年，抗战期间他通过各种渠道为国民政府筹集资金，获得了“爱国商人”的称号，但这些活动也为他后来的政治立场埋下了伏笔。

从商业角度分析，杜月笙的选择体现了民国时期商人的生存智慧，在一个缺乏法制保障的环境中，用金钱解决纠纷往往比暴力报复更有效，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了整个民国商界。

杜月笙的处事方式在后来成为商界传说。许多人认为他是“花钱买平安”的典型案例，但从实际效果看，这次事件确实消除了他与黄金荣之间的潜在冲突。

杜月笙晚年移居香港后，很少提及这段经历，在一次私人聚会上，他曾说：“重庆那几年，学会了很多做生意的道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该花的钱一定要花，该断的情一定要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