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戴笠在上海流浪，吃住在表弟张冠夫家里。张冠夫是商务印刷馆的职员，他和妻子王秋莲在小北门租了间小阁楼。夜里，张冠夫和妻子睡在床上，戴笠就睡在床前的地板上。这种生活让表弟媳王秋莲感觉十分不便。 1923年，他还不叫戴笠，叫戴春风。跟“杀伐果断”这四个字半点不沾边。那年他26岁，从浙江老家跑到上海来闯世界。跟今天无数“沪漂”一样，揣着一兜子不切实际的梦想，和一身洗得发白的旧长衫。 当时的上海，那是东方巴黎，冒险家的乐园。 高楼洋行、车水马龙，但也处处是看不见的深渊。戴春风没学历、没人脉，想在这座“人吃人”的丛林里扎下根，谈何容易。几个月下来，钱花光了，工作没着落，从一个小旅馆的铺位，一步步混到了露宿街头的地步。 走投无路之下，他想到了一个人——表弟张冠夫。 张冠夫这人，算是当时上海的“标准白领”。他在大名鼎鼎的商务印书馆工作，那可是当时中国文化界的标杆，能进去当个职员，是件很体面的事。张冠夫为人老实本分，娶了妻子王秋莲，小两口在小北门一带租了个小阁楼，日子过得不算富裕，但很安稳。 戴春风找上门的时候，那模样，估计挺狼狈。张冠夫念着亲戚情分，二话没说就收留了他。可问题是，家就那么大点地方。 小北门，靠近当时的上海县城，是华界地段，不像租界那么洋气，住的多是普通市民。他们租的“阁楼”，你别想得太浪漫，就是石库门房子最顶上加盖出来的一层，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四处漏风。整个空间，也就放得下一张床、一张小桌子，再加个马桶，转身都费劲。 这下好了，一个“闯入者”来了。 怎么住？没别的办法。晚上，张冠夫和妻子王秋莲睡床上，戴春风就在床前打地铺。 对于王秋莲来说，这是什么日子？一个年轻的已婚女人，家里突然多了一个成年男人，而且是天天见、夜夜在。自己的卧室，严格来说已经不算卧室了，成了一个三人共处的空间。隐私？根本不存在。 早晨起来，丈夫还没醒，她想穿个衣服，得先看看地上那位表哥醒了没。晚上睡觉前，两口子想说点私房话，声音稍大一点，就感觉床前地板上那个人竖着耳朵在听。夜里起身上个厕所，还得小心翼翼地绕过一个大活人。这种不便，一天两天是情分，一个月两个月，那就成了煎熬。 王秋莲，她不是什么坏人，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她的抱怨，是完全合乎人情的。她跟丈夫嘀咕：“你那个表哥，到底要住到什么时候啊？我们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张冠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一边是落难的亲表哥，一边是朝夕相处的妻子。他只能劝妻子：“再忍忍，他一个大男人在外面不容易。”然后又转过头，旁敲侧击地问戴春风：“春风哥，工作找得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眉目？” 而那个睡在地板上的人，戴春风，他是什么感受？ 这段经历，对戴笠后来的性格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每天晚上躺在地板上，离那张床不到一米远。 床上是夫妻俩的私密空间，床下是他这个外人的栖身之地。这一张床的距离，就是“家”和“寄人篱下”的距离。他能听到床上传来的翻身声、梦话，甚至是夫妻间的低语。他就像一个隐形人，一个局外人，在黑暗中观察着这个家庭最真实、最没有防备的一面。 这种感觉，是屈辱的，也是磨砺人的。沦落到靠亲戚接济，睡在人家夫妻的床脚下，自尊心早就被碾得粉碎。他嘴上不说，但心里比谁都清楚表弟媳的白眼和不耐烦。他吃着人家的，住着人家的，连开口说话都得掂量掂量。 可以说，戴笠后来那种对人心的精准洞察力，那种能从蛛丝马迹里嗅出味道的本事，最早的“练兵场”，可能就是张冠夫家这间不足十平米的小阁楼。他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忍耐，更学会了把所有的情绪和野心都深深地埋进心里，不露声色。 有史料说，戴笠在张冠夫家住的时候，白天就出去跑，去茶馆、去赌场，到处结交三教九流。他知道，光靠表弟的接济不是长久之计，他必须找到自己的“码头”。上海滩这个地方，英雄不问出处，机会藏在人堆里。他认识了杜月笙，还跟当时也在上海的蒋介石有了接触。这些，都是后话了。 但咱们拉回来看，在那间小阁楼里，当王秋莲的抱怨声越来越大，当张冠夫的催促越来越频繁，戴春生终于还是待不下去了。 有一天，王秋莲洗衣服，发现少了一件，嘴里就念叨着是不是被谁顺走了。戴春风听到了，他知道，表弟媳可能不是有意针对他，但这种话，就像一根针，扎在他心上。他默默地收拾了自己那点可怜的行李，一张席子，一件旧长衫，不辞而别。 离开张冠夫家的戴春风，并没有马上飞黄腾达。他依旧在上海的底层挣扎，甚至一度加入了青帮，当起了小混混。但有一点变了，他再也没有回头去依赖过谁的“情分”。 几十年后，戴笠成了权倾朝野的军统局局长，手下几十万特工，生杀予夺，翻云覆雨。他专门派人去上海找到了表弟张冠夫。此时的张冠夫，依旧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老职员，生活平淡。戴笠给了他一大笔钱，还给他安排了肥差，算是报答了当年那一饭之恩。 据说，他还专门问起了王秋莲。当得知表弟媳早已不在人世时，他沉默了许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