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0月，加拿大的一位富翁去世了，这原本没什么稀奇的的，但问题是，他留下了一份非常古怪的遗嘱：所有多伦多的女性中，谁能在未来10年生下最多的小孩，谁就能得到他的巨额遗产，如果冠军有多个，那她们将平分这笔财富。 1926年10月，加拿大多伦多的富豪查尔斯·万斯·米勒因心脏病去世。 这位终身未婚、无儿无女的千万富翁，生前以爱搞恶作剧闻名，比如故意在街上撒钱看路人争抢，或是把度假别墅分给三个互相憎恨的律师朋友逼他们同住。 而他留下的遗嘱更是轰动全城：未来十年内，多伦多哪位女性生下最多孩子，就能继承他的全部遗产； 若多人并列第一，则平分这笔财富。孩子必须有正规出生证明，夭折的不算数。 这份遗嘱公布时，加拿大刚被卷入全球经济大萧条。到1933年，多伦多失业率飙到30%，近四分之一家庭靠救济金活命。 米勒的遗产当时估值约80万加元（相当于现在数千万美元），对绝望的穷人家庭而言，这成了翻身“救命稻草”。 于是，一场荒诞的“生育竞赛”拉开帷幕：夫妻们辞工回家专注“造人”，妇科诊所日日爆满，多伦多街头随处可见大腹便便的孕妇。 竞赛很快失控。频繁怀孕让产妇健康严重受损——当时医疗条件差，难产和感染频发，甚至有孕妇因此丧命。 更惨的是底层家庭：肯尼夫人十年生下11个孩子，但3个夭折，1个因无人看护被老鼠咬死；另一家庭因养不起孩子，被迫放弃3个孩子的抚养权。 新生儿激增还压垮了公共服务：幼儿园和小学爆满，政府被迫紧急扩建福利院。 闹剧在1936年收场。32个家庭声称“获胜”，但法院审核发现漏洞百出：保罗琳·克拉克生了10个，但后5个是男友非婚所生被判无效； 肯尼夫人虽有10个孩子，却因3个夭折且存活者缺出生证明被淘汰。最终，四位中产母亲——露西·蒂姆莱克、凯瑟琳·内格尔、安妮·史密斯和伊莎贝尔·麦克莱恩——因十年各生9名婚内健康子女，且证件齐全，平分了遗产。 讽刺的是，这四人本就不缺钱，用遗产投资房地产继续增值；而真正贫困的家庭如肯尼夫人，不仅输掉比赛，还因生育过多陷入赤贫深渊。 事后复盘才发现，这全是米勒设计的“人性实验”。他早年在遗嘱里埋了连环套：啤酒厂股份赠禁酒主义者，逼他们违背信仰去分红； 赛马场股份送禁赌组织，让他们因利益闭嘴。生育竞赛同样如此——他利用经济危机下人性的贪婪，赤裸裸揭露金钱对伦理的碾压。 正如遗嘱开篇所写：“我留给世界的财产，只能证明赚这么多花不完的钱是多愚蠢。” 这场闹剧意外推动加拿大社会反思：政府开始倡导生育规划，避免家庭盲目生育致贫； 法院此后严审“非常规遗嘱”，防止利用遗产操纵社会行为；儿童夭折和贫困抚养问题，还催生了更完善的底层福利制度。 近百年后的今天，米勒的遗嘱仍是法学课经典案例。它像一颗时间胶囊，封存着大萧条时代的绝望与人性的复杂——当生存与尊严被标价，赢家永远是制定规则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