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总是想不明白，日本区区一个弹丸小国，为何敢屡屡侵略中国，后来才知道，这都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大度有关！ 唐朝龙朔三年（公元663年），日本派遣4万多人，搭乘1000多艘战船，欲“先征朝鲜，再占中国”。而面对这种实打实地侵略，唐朝仅是消灭来犯的日军，并未惩戒日本，甚至后来还传给允本学习先进的文化技术。 可很少有人想过，唐朝的“大度”，是站在世界之巅的从容。那会儿的大唐，长安城朱雀大街能并排跑八辆马车，西域的驼队带着香料络绎不绝，科举取士不问出身，连宰相里都有波斯人。日本那4万水军，在唐朝眼里不过是海边跳梁的小鱼——刘仁轨带着唐军战船在白江口一冲，日本战船就像劈柴一样散了架，4万人死了大半，剩下的跪在海滩上求饶。 唐朝没赶尽杀绝，不是软弱。当时的皇帝唐高宗说：“蛮夷不服，打服便是；服了，便教他们礼义。” 于是有了遣唐使，一批批日本人背着书箱来长安，学律法、学农技、学诗歌。他们带走的《唐律疏议》，成了日本《大宝律令》的蓝本；他们学会的纺织术，让日本有了像样的丝绸；连京都的街坊布局，都照着长安城画瓢。唐朝人看着这些勤勉的“学生”，或许从未想过，千年后这些“学生”会举着刀，喊着“脱亚入欧”来打老师。 到了明朝，日本就不是“学生”模样了。嘉靖年间，倭寇顺着东南沿海窜扰，烧杀抢掠，抢完就坐船跑，明朝水师追都追不上。这些倭寇里，真日本人其实不多，大半是沿海奸商勾结的浪人，可日本幕府揣着明白装糊涂，不仅不约束，还偷偷卖武器给他们。 明朝派戚继光去剿倭，鸳鸯阵杀得倭寇哭爹喊娘，可朝廷里总有人说“海禁太严才逼得他们作乱”，结果刚松了海禁，倭寇又卷土重来。这时候的“大度”，已经掺了点无奈——明朝中期海防废弛，战船还是朱元璋时期的老样式，根本追不上倭寇的快船。 最让人扼腕的是清朝。1894年甲午海战，北洋水师的炮弹里掺着沙子，而日本联合舰队的吉野号，用的是从英国买的新式速射炮。这时候的日本，早已不是唐朝那个求着学文化的小国了——他们明治维新搞了三十多年，工厂里能造步枪，军舰上装着电灯，连小学课本里都画着“开拓万里波涛”的野心。可清朝还在纠结“祖宗之法不能变”，李鸿章拿着关税去修颐和园，却舍不得给海军添几发真炮弹。 有人说，要是唐朝当年把日本打服了，后来就没那么多事了。可历史哪有那么多“要是”？唐朝的开放，让中华文明成了东亚的灯塔，日本学去的不仅是技术，还有“大一统”的理念，可他们把这理念歪解成了“征服东亚”的野心。明朝的抗倭，打出了民族骨气，却没挡住王朝衰落的惯性。清朝的闭关锁国，不是“大度”，是盲目自大，反倒让日本看出了破绽。 说到底，日本的屡屡侵略，从来不是因为中国“大度”，而是因为他们骨子里的扩张欲，遇上了中国国力起伏的空窗期。唐朝时我们强，他们只能低头学；明清时我们弱了，他们就敢拔刀。这世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会因为“大度”而被尊重，只有自身强大，才能让对手不敢妄动。唐朝的底气，是陌刀队能横扫草原；明朝的硬气，是戚家军能在台州九战九捷；而近代的教训，恰恰是忘了“强大才是最大的底气”。 历史的账本上，“大度”从来不是软弱的借口，开放也不等于纵容。唐朝教日本礼义，是希望以文化化解戾气，可日本后来的行径，证明了野心从来不会被文化驯服，只能被实力压制。这或许就是最该记住的道理——对朋友，我们可以掏心窝子；对豺狼，手里必须有猎枪。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