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两弹一星”勋章获得者赵九章，在宿舍中吞下几十粒安眠药，静静的躺在床上离去了，在中国卫星的功臣名单中，他排在第一位，比钱学森排名更高！ 1968年10月26日深夜，北京中关村一间普通的宿舍里，61岁的赵九章，吞下了他积攒了许久的几十粒安眠药，平静地躺在床上，再也没有醒来。他的桌上，还摊着亲手绘制的人造卫星轨道图，抽屉里，一张本该属于他的国庆观礼请柬，被人恶意扣下，没能送到他手上。 谁能想到，这个在轨道图上计算了无数次近地点、远地点的老人，年轻时是抱着“科学救国”的信念回国的。1935年，赵九章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气象学，导师是国际著名气象学家柯本，他的论文《中欧阻塞高压系统》发表时，欧洲学界都以为会留下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 可他收到国内消息，说华北干旱，农民颗粒无收，连夜收拾行李：“我学气象，是为了让中国的庄稼有好收成，不是在异国他乡做学问。” 回国时，他把所有积蓄换成了气象仪器，装了满满两大箱，船过印度洋时遇到风暴，他死死抱着箱子，说“这些比我的命金贵”。 新中国成立时，赵九章已经是国内气象学界的领军人物。他主持建立的华北观象台，能精准预报台风路径，让沿海渔民躲过无数灾难。可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消息传来，他半夜闯进中科院院长办公室，手里攥着张草图：“咱们也得搞卫星！气象卫星能看云图，通信卫星能传信号，这是国家的眼睛！” 那时中国连像样的火箭发动机都造不出来，有人笑他“异想天开”，他却带着团队从最基础的轨道计算开始，趴在算盘上算卫星入轨角度，用手摇计算机模拟大气层阻力，办公室的灯常常亮到天明。 为了卫星，他把自己逼成了“跨界专家”。原本研究气象的他，啃起了火箭动力学、天体物理，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公式，页边空白处还画着简易的卫星草图，标注着“太阳能板要耐低温”“天线角度需可调”。 1965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正式立项，他被任命为总负责人，却把最核心的轨道设计工作揽在自己身上——同事们劝他“您年纪大了，交给年轻人把”，他摇头：“这一步错了，后面全白搭。” 那段时间，他兜里总揣着个小本子，走路算、吃饭算，连睡梦中都在念叨“近地点高度439公里，倾角68.5度”。 可荣誉没等来，风暴先到了。1968年，一些人翻出他留洋的经历大做文章，说他“里通外国”，抢走了他的研究资料，甚至不许同事和他说话。他被赶出实验室，只能在宿舍里偷偷画轨道图，铅笔尖在纸上划出深深的痕迹。 国庆观礼请柬被扣下那天，他其实早有预感，却还是把请柬的样式画在草稿纸背面，旁边写着“等卫星上天，全国人民都能看到”。他积攒安眠药，不是一时冲动——那些日子，他常咳血，却拒绝去医院，说“怕被人借故扣下，耽误了轨道计算”，他只是想，若实在熬不下去，至少要体面地离开，不连累那些跟着他干的年轻人。 赵九章没等到“东方红一号”升空的那天。1970年4月24日，当卫星从酒泉发射场腾空，《东方红》乐曲传遍全球时，他的同事们对着天空流泪——卫星的轨道参数，和他当年在宿舍里画的那张图，误差不超过3公里。后来整理他的遗物，发现枕下藏着张泛黄的照片：1958年，他带着学生在野外观测，笑得满脸皱纹，背后是写着“向科学进军”的标语。 有人说，赵九章的排名比钱学森高，是因为他是卫星事业的“拓荒者”。钱学森曾说：“没有赵九章，中国卫星至少要晚五年。” 这话不假，从提出构想，到拉队伍、建体系，再到攻克轨道设计难关，他每一步都走在最前面。可这位拓荒者，却没能踏上自己开辟的道路看到终点，这成了中国航天史上最痛的遗憾。 他的故事里，藏着老一辈科学家最朴素的信念：国家需要，就把命都豁出去。他们计较的从不是排名高低，而是“咱们的卫星能不能上去”“国家能不能变强”。赵九章吞下安眠药时，桌上的轨道图还摊着，或许在他心里，这张图比生命更重要——因为那上面，画着一个民族仰望星空的梦想。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