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新疆后，左宗棠杀掉了所有俘虏，包括降俘，然而，左宗棠手上沾满了血，却没人骂，

收复新疆后，左宗棠杀掉了所有俘虏，包括降俘，然而，左宗棠手上沾满了血，却没人骂，为何？   要理解这一矛盾的起点，必须回到19世纪70年代新疆的危局。阿古柏在英俄支持下割据天山南北，沙俄强占伊犁，清廷同时面临日本侵台，海防与塞防之争白热化。   李鸿章主张弃西北保东南，认为新疆是“无用荒壤”；左宗棠则力陈“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的地缘逻辑。   这场辩论本质是资源枯竭下的存亡抉择——朝廷仅拨付200万两军费，左宗棠自筹800万两，甚至依赖徽商胡雪岩倾囊相助才凑齐西征资本。在这种极限压力下，每一步决策都如同悬崖走钢丝。   杀降指令的出台，直接源于对历史教训的血泪反思。乾隆年间准噶尔部降而复叛的阴影未散，而阿古柏残部多为死忠亲兵，表面归顺实则伺机再起。   左宗棠在给清廷的奏报中直言：此辈“心不服口，委曲求全假意投降”，若放虎归山，以清廷衰微的国力和新疆孤悬塞外的现实，再难二次征讨。   更现实的顾虑在于，英俄势力仍在边境虎视眈眈，降军随时可能被策反为新的分裂火种。   因此他采用“宴诱首领、分割围歼”的策略，表面设宴犒赏敌将，趁其麻痹时调降兵入瓮城处置，从战术上杜绝了反噬风险。   值得玩味的是，与陕甘回民起义时期“十不存一”的残酷镇压不同，左宗棠在新疆严格区分了“剿”与“抚”：对阿古柏核心武装铁血肃清，但对被胁从的各族民众发放粮衣遣返原籍，甚至利用他们传递情报、策应清军。   这种精准打击使南疆民众自发协助清军，加速了阿古柏政权的瓦解。可见他的杀降绝非嗜血，而是经过冷酷计算的战略止损——用最小代价换取边疆长久安定。   历史的天平最终倾向了左宗棠。新疆自此维持了三十年和平，直至辛亥革命波及西北；更关键的是，他推动1884年新疆建省，将羁縻之地转化为行省建制，从法理上筑牢中央管辖根基。   当后人凝视地图上那占中国六分之一面积的辽阔疆域时，很难彻底否定当年抉择的必要性。王震将军的评语点出这种复杂心态：“左宗棠屠夫的一面，其过难掩；但收复新疆，于民族实有大功”。   回望这场争议，真正触动后世的或许并非杀俘本身，而是它揭示的艰难命题：当理想主义的人道原则遭遇国家存亡的冷酷现实时，历史将如何书写这份沉重？   左宗棠的选择未必是唯一答案，但在那个列强蚕食、国力崩坏的至暗时刻，他以染血之手托住了即将坠落的疆土，这份功过交织的真实，或许比非黑即白的审判更值得深思。 素材来源：孙占元. 《左宗棠评传》[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