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2月，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被断崖式降职。 要说舒同的“降职”，绕不开一个沉重的背景：1960年前后那几年的全国性经济困难。“”的浪潮过后，问题暴露出来了，尤其在农业上。山东，成了当时的重灾区之一。 咱们今天的人很难想象那会儿有多难。缺粮，是悬在每个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在山东章丘，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黄河事件”。说白了，就是因为饥饿和疾病，黄河公社出现了非正常死亡，情况很严重，直接捅到了中央。 这一下，问题就大了。中央雷厉风行，立刻对山东省委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舒同，自然是首当其冲的负责人。很快，他被免去了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在那个年代，犯了错误，尤其是造成了严重后果的“路线错误”，处理是非常严厉的。中央给舒同的指示是：下去“体察民情、调查研究、改造思想”。说得直白点，就是下基层去，看看群众的真实情况，好好反省自己。 于是，1961年4月15号上午，一辆轿车悄悄地开进了章丘县委大院。车上下来三个人：舒同，一个司机，一个警卫员。没有前呼后拥，没有欢迎横幅。当时县委的领导们都扑在下面搞生产救灾，只有21岁的县委秘书刘宝华接待了这位曾经的“封疆大吏”。 “县委书记”的谜案：一个美丽的误会？ 舒同来了章丘，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那么，他到底是不是来当县委书记的呢？ 无论是后来的《章丘县志》，还是网上流传的各种资料，几乎都言之凿凿地说他“兼任”或“挂职”了章丘县委书记。这个说法流传得太广，以至于成了一种“共识”。 但咱们得听听亲历者的说法。当时全程陪同、担任县委秘书的刘宝华老先生，对这事最有发言权。据他回忆，省委、泰安地委（当时章丘归泰安管）从来没有下达过任何关于舒同担任章丘县委书记的任命文件，连口头通知都没有。 舒同自己在章丘的一年时间里，也从没提过这事。当时章丘县委的第一书记叫刘钦鉴，舒同来了，刘钦鉴的职务也没有任何变动。 那舒同在章丘干什么呢？四个字：压力山大。 你想想，从省委第一书记的位置上下来，等待着中央的最终处理，他心里的包袱有多重。刘宝华回忆，那时的舒同沉默寡言，经常一个人发呆，神经衰弱得厉害，晚上九点必须准时休息，不然就整夜失眠。因为长期在江西、延安生活工作，他说话还带着浓重的口音，县委的干部们常常听不懂，得靠他身边的人“翻译”。 县委常委会，他基本不参加。都是第二天，由县委书记刘钦鉴向他汇报一下情况。他听完，也极少表态提意见，总是说“你们按照省委地委的部署办就行”。他从不主持工作，也从不干预县委的具体事务。这哪像一个来上任的县委书记？这更像一个在“戴罪”期间，小心翼翼、等待发落的高级干部。 那么，“县委书记”这个头衔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线索，出现在1961年12月的一张报纸上。当时，《大众日报》约稿，请章丘县委写一篇关于调查研究、搞好救灾的文章。稿子是办公室主任于承福代县委书记刘钦鉴写的，落款自然是“中共章丘县委第一书记刘钦鉴”。 可怪事来了，报纸刊登出来后，作者的头衔被改成了“中共章丘县委书记处书记刘钦鉴”。刘钦鉴看到报纸也纳闷，问办公室的人怎么回事。大家面面相觑，最后还是刘钦鉴自己说了句：“可能是因为舒同同志在这里的缘故吧，咱们都得往后排。” 报社的编辑可能想当然地认为，省委第一书记下来了，那他肯定是这里的最高领导，原来的书记自然要“降一级”。而县委这边呢，看到报纸印都印了，也不敢去问，更不敢去纠正。这事儿就这么默认了。 这，恐怕就是“舒同兼任县委书记”这个说法的唯一源头和最能让人联想的“证据”。一个无心的改动，加上当事人的“不敢言”，最终演变成了一段流传至今的历史“定论”。 舒同虽然没有主政一方，但他在章丘的这一年，给当地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这个印记，是无声的，是艺术的。 在章丘，他深入田间地头，亲眼目睹了民间的疾苦，这对他的思想冲击是巨大的。同时，章丘的山水也给了他一丝慰藉。百脉泉的泉水喷涌不息，仿佛在诉说着生命的力量。在这里，他拿起了毛笔。 书法，是他一生的挚爱，也是他排解内心苦闷的方式。他为百脉泉题写了“墨泉”、“百脉泉公园”，为李清照纪念馆题写了“一代词宗”。这些字，笔力雄健，气势开阔，你看不到一个失意落魄之人的颓唐，反而能感受到一种沉淀之后的豁达与坚韧。 政治上的头衔是暂时的，可以被赋予，也可以被剥夺。但艺术的生命力是长久的。 六十多年过去了，人们可能已经淡忘了当年那些复杂的政治风波，但只要一走进百脉泉公园，看到那些力透纸背的题字，就会想起舒同这个名字。他的书法，成了章丘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这比一个他从未真正担任过的“县委书记”头衔，要厚重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