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陈永贵病逝，华国锋成唯一送别领导人：其他人去我就不去了。
1964年3月，毛泽东乘专列南下考察，抵达邢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赶来汇报工作，详细讲述了陈永贵带领大寨村民三战狼窝掌（一个小山沟），修田造地，解决贫困问题，使家家有余粮，贡献国家的事迹。陶鲁笳将陈永贵称为山西改变贫穷面貌的典型。对于长期困扰着中国六亿人口吃饭问题的毛泽东来说，听到这些话不禁眼前一亮，看到了希望。 毛泽东越听越高兴，便问：“陈永贵识字吗？”陶鲁笳答道：“不识字，但这几年他参与了扫盲，能看点报纸，是个大老粗。”毛泽东听后兴奋地站了起来，说：“好！山沟里出了好文章。陈永贵识得字不多，做的事可不少。”毛泽东听了一整天的汇报，陶鲁笳又继续汇报了一整天。自此，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深深地烙印在毛泽东心中。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陈永贵作为大寨公社农民的代表创造了一段传奇。他从一个善于种地的劳动模范，到成为国家副总理。毛主席亲自邀请他吃饭，后来又把他提拔成了副总理。陈永贵虽然出身于农业，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从农田走上处理国事、批阅文件的高位。成为副总理后，陈永贵一度感到困惑和不适。 他一度请求毛主席让他“下乡去”，毛主席最终同意他搬出钓鱼台。在卸任国务院副总理后，陈永贵过上了赋闲在家的生活，国家按正式职工的标准每月给他200元的生活费，他和家属的户口也转入了北京。陈永贵专程回到大寨，把家人接到了北京。 搬到北京后的日子，陈永贵已经步入晚年，开始适应城市生活。他在家时，喜欢伏在书桌前看书报，看到累了就起身照料他心爱的花，或者去阳台上摸着自己种的玉米，嘴里念叨：“你为什么只开花不结果？”他也会坐在小板凳上，抽着烟回忆过去的日子。
1986年3月的北京，春寒料峭。八宝山殡仪馆的追悼会大厅外，寂静得有些不同寻常。这一天是陈永贵同志的追悼会，然而前来送别的人却寥寥无几。作家马烽专程从外地赶来参加追悼会，当他到达殡仪馆时，不禁对眼前的场景感到诧异：偌大的大厅门前空无一人，仿佛时间在这里静止了一般。 马烽原本计划在全国人代会期间去医院看望陈永贵，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份讣告。怀着沉重的心情，他在司机的指引下来到殡仪馆后院的小厅。在那里，他终于看到了几位从大寨来的干部，他们静静地等待着，神情凝重。 就在这时，一辆轿车缓缓驶来。从车上下来一位戴着眼镜、身着风衣的中年男子。在场的人很快认出了他——这位意外出现的送别者，正是华国锋同志。 追悼会开始了。华国锋走进告别室，他的举止沉稳而庄重。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他深深鞠躬三次，表达着最后的敬意。令人动容的是，这位曾经的国家领导人在告别时刻没有刻意掩饰自己的情感，默默地擦拭着眼角的泪水。他缓步绕行，仔细端详着昔日同僚的遗容，仿佛要将这最后的一面深深刻在记忆中。 这场特殊的送别仪式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华国锋与陈永贵的家属一一握手道别后，便默然离去。那一刻，没有人想到这竟是他时隔多年后为数不多的公开露面。更让人深思的是他的一句话：＂其他人去我就不去了。＂ 陈永贵虽然文化水平不高，有时难免闹出一些笑话。有一次，在昔阳干部会上，他突然说：“我现在民愤很大！”大家愣住了，熟悉他的人连忙提醒：“不是民愤很大，是名声很大！”他这才意识到错误，连忙改口。 尽管文化水平有限，陈永贵的口才却非常出色，且具备一定的工作能力。他懂得一些辩证法，能够从实际生活中总结出独到的见解和别人不敢说的话，并且语言风趣、幽默、通俗。只要是关于农村生产和工作的内容，他不需要讲稿，随口就能讲得生动有趣，吸引力十足。 如果按照秘书准备的讲稿，他却往往读不好。为了帮助他，昔阳县专门为他印制了一种特制稿纸：格大行稀，每页只有100个字。同时，从县里挑选了几位熟悉他的人做秘书，生僻字上注同音字，陈永贵才能顺利念出来。 在工作上，陈永贵一向认真且一丝不苟。尽管担任重要职务，他始终坚信“实践出真知”，因此将自己的工作时间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在北京完成本职工作，另一部分是回到大寨积累经验，准备为大寨的成功和繁荣贡献力量，最后则是在全国各地巡回观察，思考并解决出现的问题。 住在干部公寓的陈永贵从不闲着，每天都坚持看报纸，定期接收各类文件，尽管有时对一些变化感到困惑。当他看到报纸上对大寨的评价时，往往情绪激动，觉得自己心血的成果被误解。他会对秘书发火，说：“大寨怎么就成了累赘？”对这种评价，他一时难以接受。后来，秘书将此情况告诉了李先念。李先念得知陈永贵因这些事生气，觉得这对他的健康不好，于是出于关心，下令不再给陈永贵送文件。 之后，陈永贵提出希望能做些事情，组织便安排他担任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继续发挥他的才能。1986年3月26日，他在北京病逝，享年72岁。按照他的遗嘱，骨灰被送回大寨，安葬在大寨的虎头山上，这样他可以永远守护着这片他曾为之奋斗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