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范纪曼被捕，不久被判处死刑！在行刑前一天晚上，他突然对看守说自己肚子疼要去上厕所，看守将他的牢房打开，还让他早去早回。没想到的是，范纪曼竟然靠着一块木板成功逃脱。 那一夜，范纪曼瘦高的身影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显得格外单薄。他戴着金丝眼镜，川东口音低声对看守嘟囔：“闹肚子，三分钟就回。” 看守是个新兵，困得眼皮直打架，倚着墙没多想，只是挥挥手让他快去。范纪曼佝偻着背，拖着灰蓝色的囚服，步履蹒跚地走向厕所。谁能想到，这个看似虚弱的男人，内心正燃烧着孤注一掷的火焰？ 厕所里，臭气熏天，地面潮湿得能拧出水。他抬头望向高窗，2.8米的高度，30厘米的宽度，对一个右肩有旧枪伤、指甲被拔过的人来说，简直是天堑。 可他没有退路。1949年3月1日被捕后，他经历了烙铁烫胸的酷刑，咬破嘴唇也没吐露半个字。如今，上海解放在即，他知道，只要撑过这一夜，或许就能等到黎明。 他将那块从牢房床板上偷偷拆下的木板斜抵墙角，形成一个简陋的三角支撑。木板表面毛刺扎手，他却顾不得疼痛。 后退三步，猛地助跑，脚尖狠狠蹬上木板，身体腾空而起！手指死死抠住窗沿，伤口撕裂，鲜血顺着手腕滴落，痛得他几乎窒息。 远处传来看守的咳嗽声，他屏住呼吸，咬紧牙关，用尽全力拆下窗框的木条。刺耳的“吱呀”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突兀，他的心跳快得像要炸开。 终于，窗口露出一线夜色，他翻身滚出，落地时摔得满身泥泞，却不敢停下，踉跄着消失在黑暗中。 回想范纪曼的一生，简直像一部惊心动魄的谍战剧。1939年，他加入国民党军统，以“范行”的化名潜伏在上海站。 表面上，他是个儒雅的学者，精通多国语言，戴着金丝眼镜，谈吐间总是带着川东口音的温和。 可谁能想到，他真正的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代号“长风”，肩负着为党传递绝密情报的重任。 1942年，他在南京潜伏，负责窃取日军军火库的情报。那一次行动，他被日军发现，右肩中了一枪，鲜血染红了衬衫，硬是咬着牙逃回据点，把情报交到同志手中。 1947年，他更是混入国民党国防部，官至少将，月薪相当于4两黄金，足以买40石大米。 军统上海站负责人陈恭澍对他赞不绝口，称他“思维缜密，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可陈恭澍做梦也没想到，这个“人才”正将一份份机密文件，偷偷送往中共地下组织。 然而，潜伏的日子从来不是坦途。1949年3月，上海局势动荡，军统头子毛人凤亲自审讯，突破了他的心理防线。 范纪曼五次被捕，五次受刑，胸口烫伤的疤痕至今触目惊心。他知道，自己被判死刑后，唯一的出路只有越狱。 越狱后的范纪曼并没有彻底安全。他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躲进上海虹口区的一家杂货店——那是地下党的紧急联络点。 窗台上的花盆位置微微偏移，传递出“同志已撤，速藏”的暗号。他知道，国民党仍在全城搜捕，自己随时可能再次落网。 可他没有放弃，而是选择继续隐藏，直到一个月后，解放军渡江战役打响，上海迎来解放。 解放后，范纪曼没有选择高官厚禄，而是隐姓埋名，成了一名普通教师。他常对学生说：“历史像一扇高窗，黑暗时你得自己爬出去，才能看见光。” 他用余生教书育人，将隐蔽战线的精神传递给下一代。那些年，他再也没提过提篮桥监狱的寒夜，但那块带血的木板和高窗外的月光，早已成为他心中不灭的象征——那是绝境中的抗争，也是黎明前的希望。 主要信源：（梁平博物馆——梁平党史人物故事 | 鞠躬尽瘁为伟业 隐蔽战线写丹心——记中共梁山县委（特支）第一任书记范纪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