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一游客在鼓浪屿豪掷9000元买6斤海参，却当场带走仅2斤，余货直寄老家。半年后，游客突然手持外省检测报告杀回，揪住“三无产品”标签漏洞，索赔10万。游客没有选择与商家协商，而是径直将店家告上法院。庭审中，法庭发现游客同期在福建沿海发起49场同类诉讼，套路如出一辙，均现场取货、远程邮寄、未拆封送检，其中23份生效判决书均索赔10倍赔偿金。结果，法院的判决亮了。 法律本是维护公平的武器，可到了有些人手里，却成了躺着赚钱的工具。当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那条“退一赔十”的惩罚性赔偿，从震慑无良商家的“尚方宝剑”，成为某些人牟利的“财富密码”时，它的正义边界就成了一道司法难题。 故事还得从2024年说起。一位名叫小勇的“游客”走进厦门一家海产干货店，目光很快锁定了老板老陈热情推销的干海参。老陈拍着胸脯保证：“1500一斤，本地渔民自己晒的，泡发率高，肉质厚实！”小勇听完二话不说，掏钱买下6斤，总价9000元。 不过，小勇当场只取走2斤，要求剩下4斤打包寄往千里之外的北方老家；他坚持让老陈用微信把打包过程全程录下来；货款当场结清，却对发票闭口不提。老陈当时怎么也想不到，这张9000元的收据，半年后会给自己招来一场近10万元的官司。 2025年春天，小勇再次现身厦门。可他没找老陈理论，而是直接一纸诉状告上法庭，要求退还9000元货款，并支付9万元的十倍赔偿，外加600元检测费。他甩出的核心证据，是一份省级质检院的报告，结论是：“样品蛋白质含量低于行业标准”。 为了证明货没被动过，小勇甚至把那个未拆封的快递包裹带到了庭审现场，底气十足地表示可以当庭开封复检。 面对这套行云流水的操作，老陈既愤怒又委屈。他解释，小勇买海参时全程录像，收到货后连拆都不拆就直接送去检测，这分明是专业的“钓鱼”套路。“我卖的海参是散装的，没啥漂亮包装，但渔民祖祖辈辈都这么吃，从来没人吃出过问题！” 法院一查，事情果然不简单。首先，小勇提交的检测报告是他单方面跨省送检的，整个过程没有买卖双方共同确认，送检样品与老陈卖出的海参之间是否存在必然关联，证据链上存在一个明显的漏洞。 更让人吃惊的是，法院发现，小勇在同期内，竟在福建沿海多地法院发起了49起类似的食品索赔诉讼。这些案件手法如出一辙：都是“现场取部分、邮寄余货”，也都是索赔十倍。 再进一步深挖，过去几年里，仅凭公开的判决书，就能查到小勇至少赢了23场官司，获赔金额累计超过百万元。这哪里是维权，分明是把法律当成了提款机。 法院审理认为，老陈卖的海参没有任何标签，属于预包装食品的“形式违法”，确实存在过错。但小勇那份检测报告只说“蛋白质含量低于行业标准”，这跟食品是否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完全是两码事。它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未必就是不安全的食品。 更核心的问题在于对“消费者”身份的界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定义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商品的人。 反观小勇，沿海批量采购、标准化诉讼操作、购买后从不食用、不协商直接起诉，所有行为都指向一个清晰的目的，牟利。这显然已经超出了“生活消费”的范畴。 法院首先认定，老陈销售无标签的干海参，确实不当，必须承担责任。因此，判决他向小勇退还全部货款9000元。 但在关键的十倍赔偿上，法院明确指出，小勇并非法律意义上真正的消费者，其行为带有明显的牟利目的。因此，不能支持他对全部9000元货款主张十倍赔偿。 法院结合市场价格，酌情认定小勇可能用于合理生活消费的海参金额为174元。最终，仅支持了这174元的十倍赔偿，即1740元。同时，小勇也需将剩余的海参返还给老陈。 这个判决，既惩罚了商家的不规范经营，也有效遏制了滥用诉讼权利的投机行为，避免了司法资源被恶意消耗。 判决一出，网上立刻炸开了锅。有人拍手叫好，认为“职业打假早就变味了，该治！”也有人心疼小商家：“就因为没贴个标签就被专业团队盯上，太冤了。” 这起案件给所有人都提了个醒：法律是捍卫公平的武器，而不是投机者的生意经。真正的消费者维权理应得到鼓励和支持，但如果有人把打官司当成一门生意，不仅是对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更会侵蚀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最终让法律失去应有的温度与公信力。 信源：半岛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