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后，20万越南难民逃进香港，香港全部接收了，给了他们香港身份，听说他们的后裔有些成了“香港废青”，“港独”，当年越南难民住在难民营里，每天衣食无忧，就知道生孩子，难民营内生育率奇高。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那是一个改变城市命运的瞬间，一艘不属于任何国家的旧船，缓缓驶入了香港的水域，船身斑驳，甲板上挤满了瘦弱的人影，他们的眼神里有疲惫，也有一种无法掩饰的恐惧，这些人没有护照、没有目的地，只带着战争留下的伤痕和一线求生的希望。 他们来自越南，战争结束后，原本分裂的国家统一了，但社会并没有因此安定，在政治清算、经济崩溃、民族排斥的多重夹击下，大批人开始逃亡，其中许多是讲粤语、识汉字的越南华人，海上成了他们的唯一出路，而香港，是他们最现实的目标。 最初的抵港船只，是在1975年以后陆续出现的，当时香港仍是英国殖民地，面对突如其来的难民潮，政府在国际压力与人道立场之间迅速做出反应，废弃的机场边、旧军营、工厂仓库被临时改造成安置点，这些地方很快被铁丝网围起，成了一个个隔离的世界。 营地生活远谈不上舒适，但至少安全，政府提供了基本的食物和医疗，非政府机构和慈善组织也积极支援，但是，这些人没有工作权利，不能随便离营，他们的生活被压缩在一小块空间里，等待着命运的下一步。 在这种被动的等待中，营内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出生率异常高，不少家庭选择在营中生育，有人说这是文化使然，也有人指出这背后有现实考量：营中的婴儿一旦出生在香港，就可能获得居留权，这种制度上的灰色地带，成为不少人寻找出路的方式。 于是，营区里不断传出婴儿的啼哭，在狭小的铁皮屋里，一块草席上常常要挤着好几个新生儿，资源紧张，空间有限，但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这是一种延续希望的方式，统计显示，某些营地的生育率比香港普通社区高出一倍以上。 然而，随着进入的人数不断增加，本地社会的不满也随之上升，媒体开始报道营地内的治安隐患，市民担心资源被分薄，街头抗议逐渐增多，社会舆论的转向，迫使政府调整策略，原本较为开放的管理方式，逐渐变为限制出入、甚至完全封闭的模式。 营地被迁往更偏远的地区，层层铁门和高墙围起了这些“临时居民”，生活的压抑感加剧，不少人开始情绪失控，一些人发起抗议，有的选择激烈手段，甚至发生纵火、袭击事件，管理压力激增，营地与外界的隔阂也越来越深。 为了应对持续紧张的局势，政府在1988年引进了一套全面的身份甄别制度，开始将难民分类，一方是因战争或政治迫害逃离的“真正难民”，另一方则是因生活困窘而出走的“经济移民”，政府希望通过这项政策，决定谁可以留下，谁必须遣返。 这项措施对营区居民而言，是命运的分水岭，被认定为难民的人，可以争取留下的机会；而另一部分人，则面对被送回越南的现实，这一结果引发前所未有的情绪爆发，抗议、绝食、自残事件频繁发生，在某些营地，沮丧甚至演变为暴力。 但政策执行仍在继续，随着越南局势逐渐缓和，香港与越南之间达成遣返协议，大批被划为不合资格者开始被送回原籍，与此同时，部分通过甄别的人获得居港权，逐渐走出营区，开始新生活，还有一小部分人，因各种原因无法遣返，最终获得香港身份。 时间往前推移，那些在营地出生的孩子逐渐长大，他们在本地学校就读，讲着一口流利的粤语，手里拿着香港身份证，可他们的童年记忆并不属于香港的城市风景，而是铁丝网、铁皮屋与外界的敌意，他们是本地人，也是历史的延续者。 这些“第二代船民”中的一部分，成功融入社会，有人成为工人、商贩、教师，也有人考入大学，进入主流，但也有一些人长期处于社会边缘，成长环境中的排斥感，以及身份的不确定性，让他们在面对城市规则时更容易产生疏离。 进入21世纪后，有关这一群体的讨论并没有完全平息，尤其在2010年代的社会运动中，部分曾在营区生活过的年轻人站上街头，引发外界关注，有媒体开始追溯他们的身份背景，舆论逐渐出现分化的声音，有人质疑，当年香港接纳了他们的父母，如今他们却站在抗议一方；也有人强调，不能因为个别个体来否定整个群体的存在价值。 事实上，这批人从未选择自己的出生，他们只是被历史推着走，在成长过程中，他们承受了太多标签与误解，即便他们已成为香港居民，甚至拥有稳定的职业与家庭，但那段被围困、被甄别、被质疑的童年经历，仍深藏在记忆深处。 如今，昔日的营地早已拆除，原址变成了商场、住宅或公园，在这些看似与难民无关的地方，有人开起了越南餐厅，有人做着普通的清洁工作，也有人在办公室敲着键盘，他们的名字不再特别，他们的脸孔也混在茫茫人海之中。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香港如何成为越南难民的“第一收容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