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一名地下党被捕入狱，受刑时拒不招供，气急败坏的日军翻译上去就是一巴掌，地下党刚想痛骂就听到翻译低声说：“别暴露，挺住……”
文国才浑身一震，涌到嘴边的咒骂硬生生咽了回去，血糊住的眼睛死死盯住那张模糊的脸。
这个挨了打还要咬牙挺住的地下党，五年前还是个只想拿书本教孩子的年轻人。
1939年，17岁的文国才站在破败的家乡，满眼是烧焦的房梁和逃难的人群。
书本救不了国！他一跺脚，把笔墨扔进火堆，扭头投奔了新四军。
战场上，这小子是真不要命，端着比人还高的老套筒就敢往前冲。
枪林弹雨里滚了几年，愣是从书生练成了敢死队长，肩膀上扛起了指挥员的担子。
可老天爷专跟硬骨头过不去，1942年夏天那场恶仗，日军像蝗虫一样围上来。
文国才带人左冲右突，子弹“噗”地钻进他左肩，血瞬间染透半边衣裳。
他咬着牙带残部钻进山洞，没药没粮，伤口烂得生了蛆，高烧烧得他直说胡话。
命是捡回来了，可这肩膀算是废了，阴雨天疼起来像千万根针在骨头缝里扎。
刚能下地，年底又撞上鬼子大扫荡。
三天三夜的血战，文国才拖着条伤腿，硬是领着弟兄们撕开包围圈。
等撤到安全地方，他那条腿肿得发亮，血把绑腿浸得透湿。
组织上看不下去了：“老文，你得撤下来。”文国才急得眼通红：“我还能打！”
领导拍着他肩膀叹气：“前线缺枪少弹，地下工作就是给前线送粮送药送情报！这活儿，比扛枪冲锋更险！”
这话戳中了文国才的心窝子，他抹了把脸，把军装换成绸缎长衫，在南京城最热闹的街上盘下个饭馆，当起了点头哈腰的“文老板”。
街坊四邻看见他就撇嘴，这家伙专给鬼子伪军赔笑脸，白吃白喝不说，还常送烟送酒，活脱脱个没骨头的汉奸！
文国才听见风言风语，只当没听见，照样把腰弯得更低。
他心里门儿清：这些酒肉不是白喂的，鬼子喝高了吹牛，伪军划拳时漏嘴，都是千金难买的情报！
这“汉奸”饭馆成了地下交通站，药品、密信、甚至短枪，都神不知鬼不觉从这里流转。
直到那天，几个喝得醉醺醺的伪军撞破了抓捕行动。
文国才没得选，只能掀了桌子掏枪！伪军是摁住了，可“文老板”这张脸，也彻底暴露在敌人眼皮子底下。
他转入更深的暗处，像影子一样在敌占区穿梭。
1944年深秋，组织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去城西布庄接头，取回一批关乎苏中根据地存亡的药品和电台零件。
文国才扮成收账先生，刚踏进布庄门槛，心就沉到了底，空荡荡的店里，只有几双阴冷的眼睛盯着他。陷阱！敌人早张好了网。
牢房里，皮鞭沾着盐水抽，烧红的烙铁烫得皮肉“滋滋”响。
文国才疼得死去活来，嘴里翻来覆去就一句：“我是良民…冤枉啊…”日本军官气得直跳脚，命令伪军往死里打。
就在他意识模糊时，那个穿着翻译官衣服的人冲上来，狠狠给了他一巴掌。就是这一巴掌，让他听到了那句救命的耳语。
文国才立刻“怂”了，哭爹喊娘地求饶。翻译官指着他鼻子骂，转头却对鬼子叽里咕噜说了一通。
鬼子脸色居然缓和了，挥挥手：“关起来！”文国才捡回条命，被扔进普通牢房。
他躺在发霉的稻草上，脑子里全是那个翻译官模糊的脸——他是谁？为什么冒险救我？
几个月后，牢房铁门“哐当”一声被撬开，地下党的同志把他背了出去。文国才死里逃生，第一件事就是找组织打听那个翻译官。
可组织上也一头雾水：“我们的人里，没有打入敌人翻译部门的记录。”
新中国成立后，文国才跑遍了能找的地方，问遍了能问的人，那个在黑暗牢房里递给他一线生机的影子，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他最终回到家乡，拿起搁置多年的教鞭，站在了讲台上。
头发花白的老校长给孩子们讲历史，讲到动情处，总会停顿片刻，望向窗外。
有胆大的学生问：“校长，您在想什么？”文国才回过神，轻轻摩挲着当年在牢里被打落牙齿留下的豁口，声音很轻：“我在想…当年那个在鬼子眼皮底下，冒着掉脑袋风险给我递话的人，他到底是谁？他还活着吗？我这辈子，就想当面跟他说声…谢谢。”
教室里静悄悄的，只有老校长眼里，闪着一点难以言说的光。
那个不知名的翻译官，成了他心底最深的念想，也是那段烽火岁月里，一道刺破黑暗却无人知晓的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