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鲁迅病逝后，苏雪林公开撰文怒斥鲁迅：心理病态，人格矛盾 “1962年秋天，你说那位女教授为什么对鲁迅抱了那么深的怨气？”台湾师大图书馆的阅览室里，一名年轻助教翻着泛黄的《大公报》，忍不住低声向老同事发问。对话只持续了几秒，却恰好点出了一个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延续至今的谜团——苏雪林与鲁迅之间的爱恨反转。 从时间线往前推回二十六年：1936年10月19日凌晨5点20分，鲁迅在上海租界内的急促呼吸中停止心跳。噩耗传开，数千读者自发赶至大陆新村的灵堂，街口花圈挤得人行道只剩下一条窄缝。当时上海各报面面俱到地报道“民族魂”的陨落，原以为声声叹息会持续许久，谁料三天后，一篇四千字的檄文却像冷箭破窗——作者苏雪林。 苏雪林本名苏禹娴，安徽太湖人，留法、再赴比利时，归国后任中大、武大教授，笔下文章多以清丽典雅著称。早年她对鲁迅可说五体投地，1925年那本《绿天》首版还刻意选了鲁迅常用的宋体铅字，献辞写着“敬呈鲁先生”。然而热忱维持不过三年，转折点发生在1928年夏天的北新书局午宴。 宴会那天，苏雪林身上仍挂着暑气，一进门就看见鲁迅、林语堂、郁达夫等人围坐。林语堂礼貌起身致意，郁达夫笑嘻嘻握手，轮到鲁迅，却只有一个淡淡的抬眼和点头。尴尬如火苗蹿上苏雪林面颊，她机械地收回手。有意思的是，旁人没觉得异样，可苏雪林回家后翻来覆去地想——鲁迅为什么给她脸色？朋友提醒，她常在《现代评论》撰稿，而鲁迅痛斥该刊“洋奴文学”。解释虽牵强，却像钉子一样扎进她的心。 翌年，北平女师大会同学潮爆发。校长杨荫榆开除学生，鲁迅连发数文声援青年；苏雪林却力挺旧师长。舆论短兵相接，两人正式撕破脸。彼时双方在报纸副刊隔空交火，鲁迅一句“麻司马又要舞文弄墨啦”，让苏雪林恨得牙痒。短短八年，从“先生与学生”到“仇雠”，裂痕愈演愈烈。 1935年冬，瞿秋白就义的消息传到上海，鲁迅的胸疾随之加重。朋友打算筹款送他赴日疗养，他摆手拒绝：“轻伤不下火线，我还写得动。”次年入秋，病势进入倒计时。杏林路的日籍医师救治无功，美国医生诊断“早该离世”，鲁迅闻言只笑：“看来我已赚了五年性命。”十月中旬，他写完悼念章太炎的文章，夜晚辗转咳血。最后一针强心剂没有奇迹，他的大衣口袋依旧揣着排字稿。 吊唁高潮之际，苏雪林的檄文横空。文章题为《质疑鲁迅纪念会书》，劈头一句：“鲁迅心理病态，人格矛盾，非为殉道者，乃为党国之大患。”她质问蔡元培为何愿出任纪念委员会主席，甚至称鲁迅“以刻毒为能事”。措辞尖刻，引发全国舆论风暴。短短十余天，各地报刊批驳文章累积可堆满半张榻榻米。苏雪林却将剪报分类装盒，还得意地称：“重五斤有余，可以当枕头。” 为何她一定要把鲁迅钉上耻辱柱？抛开私人恩怨，还有意识形态的分野。苏雪林的文化立场偏重西洋天主哲学，她对左翼“革命文学”多抱戒心；鲁迅则站在“左联”前沿，火力集中扫射旧文学与旧道德。两条轨道必然相撞。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在这场冲突里扮演了意外角色。苏雪林致信征求意见，胡适回函提出“鲁迅之功不可抹”，劝她克制。收到信后，苏雪林竟将全文刊出，将胡适的温和批评一并曝光，从此自诩“反鲁急先锋”。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土沦陷，苏雪林辗转香港、越南，最终逃到重庆。战火并未浇熄她的怒火，她继续写《论鲁迅的人格》等长文。抗战胜利后，她赴台湾教书，年逾花甲仍在课堂揪着鲁迅不放，口吻越发刻薄。学生问：“老师，您研究鲁迅哪部作品？”她回答：“我研究他的病态心理。”研究与谩骂的界限，从此模糊。 回到1962年台北，那位老同事放下报纸，轻声对助教说：“历史本无绝对黑白，只有时代与立场。”苏雪林和鲁迅，一个激愤地挥刀，一个冷峻地写作；他们代表的并不仅是两个人，而是民国知识界两股针锋相对的潮流。若要给这场争执下定论，恐怕谁也说不清输赢，但两把锋利的笔确实刻下了三十年代文化战场最血色的一道印痕。 鲁迅逝世八十余年，他的《呐喊》《且介亭杂文》仍在再版；苏雪林留下的《槟榔》《绿天》也依然可读。至于那篇“心理病态，人格矛盾”的檄文，如今多被收入文史选编，成为课堂讨论的反面材料。是非与功过，早已交由读者自己判断。而图书馆窗外的樟树叶哗啦啦落下，年轻助教合上旧报纸，低声感叹：“原来，两支笔能写出如此锋利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