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夏天，湖北麻城的田野里，烈日炙烤着大地，戴建业刚从生产队干完8小时的农活，汗水混着泥土淌下脸颊。 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点起那盏昏黄的煤油灯，灯芯捻得只有1毫米细，微弱的光摇曳着，映出他手里的破旧课本。那是全村仅有的两套高中教材之一，书页早就翻得发黄，边角磨得起了毛边。 他咬着牙，握着绑了竹棍的铅笔头，在化肥袋内衬的“稿纸”上写写画画，嘴里念叨着：“粪多萝卜粗，书多学问深。” 那时的他，压根不知道570万考生中只有4.8%的人能考上大学，他只知道，读书是唯一能让他跳出这片黄土地的路。 那年，戴建业家徒四壁，土坯房里冬天只能用塑料布封窗，寒风一吹，刺骨地钻进骨头缝。村小的同学们上课时冻得直跺脚取暖，可他从不抱怨。 每天晚上9点到凌晨2点，他硬是挤出时间复习，困得眼皮打架，就用凉水拍脸，硬挺着。 报名高考时，他东拼西凑才攒够3块钱的报名费，交上去时手都在抖——这可是家里半个月的口粮钱啊！可他咬牙告诉自己：“赌一把，输了就认命，赢了就改命！” 1977年高考那天，戴建业穿着破旧的粗布衫，赤着脚走了十几里山路到县城考场。湖北高考总分400分，他考了289分，超出了北大在鄂理科分数线整整19分！可你知道吗？ 那时的信息闭塞，县教育局只张贴了省内几所学校的简章，北大在湖北招录的43人里，竟没有一个农村考生。 戴建业最终选择了华中师大中文系，录取线181分，他远远超出，却没敢多想，只觉得能上大学已经是天大的恩赐。 成绩出来的那天，村里的邮差骑着自行车，吆喝着他的名字，把通知书送到他家门口。戴建业接过那张纸，手指皲裂，满是泥土，眼睛却亮得像天上的星。 他没敢声张，低头回了屋，默默把通知书塞进蓝印花布包裹里。那一刻，他突然想起小时候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娃，咱家穷，但脑子不能穷。” 他攥紧拳头，暗暗发誓：从今往后，我要用知识，彻底改了这穷命！ 1977年秋天，戴建业背着那个蓝印花布包裹，里面装着10个熟红薯，坐了几个小时的拖拉机，又转了长途汽车，第一次踏进华中师范大学的校门。他站在校训碑前，看着“博文约礼”四个字，心里百感交集。 宿舍里，城里的同学穿着干净的衬衫，他却连双鞋都买不起，只能光着脚走来走去。可他不自卑，每天泡在图书馆东北角第三桌，椅腿下垫着硬纸防晃，埋头读书到深夜。每个月17.5元的助学金，他省下大半寄回家，只留一点买最便宜的饭菜。 转折来了。1982年，戴建业有机会赴北大进修，甚至有留校的机会。可他婉拒了，笑着说：“稻种在旱地也能抽穗，我得回湖北，教更多像我一样的孩子。” 回到华师后，他成了深受学生喜爱的教授，课堂上金句频出：“读陶渊明要闻得见稻香，看得见南山雾。”他用自己的故事告诉学生：出身再苦，命运再难，只要肯学，泥土里也能开出花。 多年后，戴建业收到第一份工资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本中华书局版的《陶渊明集》，那是他在煤油灯下无数次梦寐以求的书。 他翻开书页，闻着墨香，眼眶湿了。他想起1977年那些熬夜的日子，想起赤脚走过的泥泞路，想起那盏微弱的煤油灯。那一刻，他终于明白，知识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也让他有能力去点亮更多人的路。 如今，戴建业的名字早已和“知识改变命运”画上等号。他常对学生说：“我从泥土里来，但书本让我站上了讲台。你们呢？别怕起点低，只要肯努力，命运总会给你开一扇窗。” 他的故事，像一盏煤油灯，照亮了无数寒门学子的求学路，也让更多人相信：1977年的高考，不只是考试，更是一个时代的转折，是无数人用汗水和信念写下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