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问副总统万斯，中国也购买俄罗斯的石油，而比印度买的好多，特朗普总统是否“考虑”对中国征收关税？万斯回答说，“中国情况比较复杂”背后，实则暗藏着美中关系的多重维度与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考量。 从能源市场的基本面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其采购策略本就与印度存在本质差异。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5年1-2月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原油1547万吨，虽同比下降12.6%，但全年进口量仍维持在1.08亿吨的高位。 这种规模性采购源于中国庞大的工业体系和能源需求，仅2024年中国原油表观消费量就达7.1亿吨，其中40%依赖俄罗斯供应。相比之下，印度同期日均进口俄油约175万桶，总量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且其炼油厂已形成对俄油的技术依赖，短期内难以替代。这种结构性差异决定了中国在能源市场的议价能力和战略纵深远非印度可比。 特朗普政府在权衡关税选项时，不得不直面美中经济深度绑定的现实。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测算，2024年美中贸易额达6882.8亿美元，中国顺差3610亿美元，其中约60%的顺差来自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领域。 若对中国能源进口加征关税，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美国农业州的大豆、玉米出口将首当其冲，2024年这些产品对华出口占美国总产量的28%；波音公司的飞机订单可能被空客取代，仅2025年上半年中国就与欧洲签订了价值120亿美元的航空采购协议。 更关键的是，中国在稀土、锂电池等关键领域的供应链优势，使得美国电动汽车产业对中国原材料的依赖度超过70%。这种“你中有我”的经济格局，让特朗普政府在挥舞关税大棒时不得不三思。 地缘政治的复杂性进一步放大了决策难度。中国在主权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如南海岛礁建设、台湾问题的底线，早已被特朗普团队深刻认知。2024年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曾明确表示，“中国在主权问题上不会妥协，这是他们的核心利益”。 若因能源贸易问题触怒中国，可能导致其在科技竞争、网络安全等领域采取更激烈的反制措施。例如，中国已对美光、高通等企业启动反垄断调查，若关税升级，这些企业的在华市场份额可能被华为、中芯国际等本土企业蚕食。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美中在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全球议题上的合作可能陷入停滞，这对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的外交议程极为不利。 国际舆论的压力也构成重要制约。2025年8月，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报告指出，美国单边关税政策已导致全球贸易量萎缩8%，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下降1.2个百分点。 若对中国加征关税，这种负面影响将呈指数级放大：中国可能联合欧盟、金砖国家发起WTO诉讼，迫使美国在多边框架下承担违约责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能加速去美元化，削弱美国在国际结算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更微妙的是，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正密切关注美中博弈，若美国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这些国家可能转向与中国深化合作，如印度近期与巴西达成的“南南合作”能源协议，已显露出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抵触。 特朗普政府内部的分歧同样不容忽视。尽管万斯在公开场合强调“考虑关税选项”，但美国财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等务实派官员，多次在闭门会议中警告关税可能引发的“双输”后果。 2025年5月的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后，美国商界对关税回退的积极反应，进一步印证了企业界对稳定美中关系的强烈诉求。特别是在半导体、医药等关键行业，英特尔、辉瑞等巨头在华投资均超过百亿美元，关税导致的供应链中断可能直接影响其全球产能布局。这种经济利益的捆绑，使得特朗普在决策时难以完全忽视国内游说力量。 中国应对策略的灵活性也增加了关税威慑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中国正加速能源进口多元化，2025年1-2月自加拿大原油进口量同比激增66.7%，占总进口量的7%，同时与沙特、阿联酋等产油国签署长期供应协议；另一方面，中国通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结算的能源贸易占比已达35%，逐步降低对美元的依赖。 这种“多条腿走路”的策略，使得美国关税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更关键的是，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领先地位——2025年全球70%的光伏组件、60%的锂电池产能集中在中国——让其在应对传统能源博弈时拥有更大的战略弹性。 综合来看，特朗普政府在对华关税问题上的犹豫，本质上是对美中关系“复杂性”的现实认知。这种复杂性既源于两国经济的深度互嵌，也源于地缘政治的多维博弈，更源于国际秩序变革中的力量重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