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袁世凯离世前预言：只有三个人能拯救中国，他们分别是谁？ “克定，记住我说的话——你别看院子里的树都快枯了，中国还会有春天，可那得靠三个人。”1916年6月5日夜里，病榻上的袁世凯低声嘱咐儿子。外头槐花摇落，北京城闷得吓人，陪侍的太医说“洪亮的嗓子忽然哑了”，其实谁都明白，大势已去。第二天拂晓，袁世凯的口供被抄写成三行字：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消息向外界泄露得极快，北洋部下们先是惊奇，随后便是一阵唏嘘：这三位各有脾气，也各怀心思。要说“拯救中国”，难度不比在黄河里捞月来得小。可袁世凯为何偏点他们？要搞清这件事，得把时间往前拨十年。 1906年以后，新式军学遍布九省，留学生一船船回国。在武昌练兵场上，人们时常能看到黎元洪戴着眼镜，带兵操炮；天津静园里，菜花盛开，徐世昌正和袁世凯读《资治通鉴》；柏油未干的小站火车道旁，年轻的段祺瑞用德语背火炮口径。这三人，一个拿兵权，一个玩政局，一个两头通吃，恰好覆盖了“军、政、学”三线。袁世凯心里明白，若他哪天不在，北洋要保命，必须靠“铁三角”维系。 武昌起义爆发时（1911年10月），黎元洪并未在革命火线上，而是在军营里踱步。起义军缺总指挥，于是把他“请”了出来。据说那晚，他先是钻进床底又被拽出来，嚷嚷“放我回老家”。戏剧性的一幕，却显露了他的软弱底色。软归软，他手里的湖北新军训练最精，声望又高，短期内的确起了安定军心的作用。 再看徐世昌。此人中进士后在翰林院蹉跎九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喝冷茶也得姿势端正”。这段日子锻炼出他圆融的性子——谁都不得罪，谁都欠个情。袁世凯像用算盘珠子一样拨弄各路人物时，徐世昌正是那粒最顺手的。“菊人”挥毫写檄文，上可安太后，下可哄小军阀，分寸拿捏得滴水不漏。袁世凯暗中评他：“少主难以驾驭，老臣不忍抛弃。” 段祺瑞则是一柄快刀。他出德文，懂炮兵学，见识过欧洲宪政，心里认同共和，可嘴上不说。袁世凯称帝时，他索性在家里“养胃病”。外界轰然，北洋军一片观望，正因段祺瑞不表态，帝制土崩瓦解的速度明显加快。北洋主力不动，南方护国军才有胜算，这便是段祺瑞“消极而有效”的做法。 回到1916年6月。袁世凯评点完三人，并非随口念名单。他心里有一道逻辑： 黎元洪能端住名义——毕竟武昌元老，共和旗帜。 徐世昌能周旋内外——列强、南北、朝廷遗老都知道他说话不伤人。 段祺瑞能握枪杆——军队是最后凭借。 三力合一，也许真能让辞世的北洋多喘几年气。 然而理想落到现实，总被权力与利害打碎。1917年春，黎元洪与段祺瑞闹翻，总统府外的宪兵和皖系军官对峙，北洋最宝贵的“内部稳定”先破一个口子。短短两个月后，张勋小胡子兵进京，黎总统被迫藏进外国公使馆，那句“我不想再做这活”从他嘴里说出来，比当年床底下求饶更显狼狈。没有兵权，谈何拯救。 徐世昌出场时机更妙。1918年，直皖两系打得鼻青脸肿，双方都需要一位“面子人物”坐镇，于是把他推上总统宝座。他开府“水竹邨”，茶话、吟诗、钓鱼一应俱全，看似清淡，却时时调拨直皖矛盾，维持脆弱平衡。表面温良，实则处处算计，结果1922年直奉大战爆发，平衡彻底失效。徐世昌在吴佩孚枪口顶着的压力下“自动辞职”。短短四年，“文治总统”连一个像样的法令都没留下。 至于段祺瑞，他三造共和，也三次把军队当筹码。1924年直奉大战后，北京政变，他又被请出山。可那时南方国民军已在广州整军，列宁的十月革命火种也传来。段祺瑞仍在沿用“枪口对枪口，电报轰电报”的旧把戏，东南各省不给钱不给兵，他只剩下天津城里一支警卫。1926年被冯玉祥逐出执政府，一代“北洋之虎”从此成闲人。 这样看来，袁世凯的预言并非全无根据，问题出在时代风向。1916年以后，中国最急缺的不是“弹压型”领袖，而是能够整合民众、打破列强控制的新力量。黎元洪缺胆识，徐世昌缺立场，段祺瑞缺方向；三缺并存，怎么撑得住四分五裂的局面？ 有人问，这三人若能握手合作，会否有另一番光景？试想一下：黎元洪供合法性，徐世昌跑外交，段祺瑞保军权——纸面上行得通，可真要坐到一张桌子，利益分配从何谈起？北洋帮派结构像蜘蛛网，随便动一根丝都牵出一堆私兵、财阀、外债，谈合作只剩空话。 再往后看，北伐军迅速突破长江防线，南京国民政府登场，北洋体系轰然倒塌。三位“救国人选”结局各异：黎元洪死于天津小洋楼，身边连卫队都没有；徐世昌在抗战前去世，墓碑自称“水竹邨人”；段祺瑞病逝于上海寓所，临终仍惦记法国公债利息。拯救中国？他们连自身都保不住。 站在今天回头复盘，袁世凯临终名单更像一份“北洋保全计划”。他看重的是延续，而非变革；掂量的是北洋架构，而非国家命运。时代的列车鸣笛起动，靠几位旧式军政人物拦挡，只能徒增尘土。不得不说，袁世凯的想象力迈不出北洋的篱笆，也就注定了这条路线的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