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谢育才夫妇被捕，在狱中生下一个儿子。为逃出去，夫妻二人将儿子遗弃，越窗逃跑。然而，特务头子并未将他们处决，反而将儿子抚养成人…… 1941年，谢育才接到一纸调令，去江西当省委书记。那地方当时是什么情况？白色恐怖的中心，特务的枪口几乎顶着每个共产党员的脑门。更要命的是，他的妻子王勖，正怀着八个月的身孕。夫妻俩没二话，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就踏上了去江西的险途。 可他们前脚刚到吉安的秘密联络点，后脚就出事了。不是敌人太狡猾，而是内部出了天大的窟窿。省委组织部长和交通员，两个身居要职的干部，竟然叛变了！这份打击是毁灭性的，整个江西地下党的名单，几乎一锅端地被送到了国民党特务头头庄祖方的办公桌上。 五月的一天下午，门被踹开，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谢育才夫妇。抓捕来得如此之快，连销毁文件的时间都没有。 被押进大牢，谢育才反而冷静下来了。他知道，开口就是死，闭嘴可能还有一线生机。庄祖方亲自审他，这个人可不简单，不是那种只会动粗的莽夫。他先是假惺惺地倒茶，许诺高官厚禄，看谢育才不为所动，就开始玩阴的。 他知道王勖即将临盆，这成了他手上最好的一张牌。 不久，在泰和县马家洲集中营那间四面透风、臭气熏天的牢房里，王勖生下了一个男孩。没有产婆，没有热水，只有一堆发霉的稻草。孩子的哭声，是这趟死亡之旅中，唯一带着生命气息的声音。 庄祖方听到哭声，眼睛亮了。他立刻让人把刚出生的婴儿抱到谢育才面前，一手托着哇哇大哭的孩子，一手拿着那份早就准备好的“自首书”，话语里带着冰冷的威胁：“谢书记，签个字，你老婆孩子都能活。不签，我可不保证这小家伙能见到明天的太阳。” 他看着儿子皱巴巴的小脸，那张在敌人面前从未低头的脸，第一次露出了痛苦和挣扎。最终，他签了字。 从签下名字的那一刻起，夫妻俩就开始了“影帝”级别的表演。他们表面上完全合作，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庄祖方以为彻底拿捏了他们，放松了警惕，将他们转移到看管相对松懈的马家洲集中营。 这是一个破败的地主大院改造的，窗户的铁栏杆已经锈迹斑斑。谢育才每天躺在床上“养病”，把特务送来的药片偷偷藏进墙缝。他发现某些西药片有腐蚀性，这成了他逃跑计划的关键。而王勖，则把本就少得可怜的牢饭，嚼碎了喂给孩子，自己饿得眼冒金星。孩子没有奶水，饿得皮包骨头，哭声都变得有气无力。 1942年4月的一个深夜，天降暴雨，雷声滚滚，成了他们最好的掩护。看守们聚在屋里赌钱，根本没人注意牢房的动静。谢育才拿出攒了几个月的药片，磨成粉末，用布条蘸着水，一点点腐蚀那根最松动的铁栏杆。 几个小时后，栏杆终于断了。 然而，窗户太窄，一个成年人钻出去都费劲，根本不可能带着一个随时会啼哭的婴儿。带上他，三个人谁都活不了；留下他，夫妻俩或许能逃出生天，但孩子…… 王勖推着丈夫，泪水混着雨水：“你走！你必须把消息带出去！”谢育才红着眼，死死地盯着稻草堆里的儿子。 王勖将自己身上唯一一件还算干净的贴身小褂脱下来，包裹住孩子，又将夫妻俩仅有的一点干粮放在旁边。谢育才则在纸上写下了一句话，塞进了襁褓。 他们最后看了一眼熟睡的儿子，翻窗而出，消失在茫茫的黑夜里。身后，是他们用半条命换来的骨肉。 他们不知道，这一别，就是整整十六年。 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第二天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决定：他收养了这个仇人的儿子，当成自己的义子，取名“庄继强”，并且为了躲避风头，不久后就把全家迁到了香港。 再说逃亡的谢育才夫妇，他们经历了九死一生，跋涉24天，终于在福建平和县找到了南方工委的交通站。谢育才顾不上身上的伤，第一时间汇报了江西的惨案，并警告说，敌人内部已经渗透得像筛子，必须立刻采取防范。 此后的岁月里，谢育才重新投身革命，在韩江、东江纵队屡立战功，解放后成为汕头市的首任市委书记。但那个遗弃在马家洲牢房里的长子，始终是他们心中最深的一根刺。 建国后，组织上从未放弃寻找这个孩子。直到1957年，通过多方渠道，广州市公安局终于在香港联系上了已经改名换姓的庄祖方。 令人意外的是，庄祖方非常配合。他把16岁的庄继强叫到跟前，拿出了那个锁在保险柜里十几年的字条。 在广州的认亲现场，气氛尴尬又凝重。谢育才和王勖穿着整洁的干部服，激动得手足无措。王勖一见到儿子，眼泪就决了堤，想抱又不敢抱，彼此非常陌生。十六年的隔阂，不同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岂是一纸血缘关系就能轻易弥补的。 孩子最终还是回到了大陆，改名谢继强。但融入新的家庭，对他和谢育才夫妇来说，都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八十年代，庄祖方在香港病逝。临终前，他托人给谢育才带了一句话：“抓你们，是各为其主，职责所在；养育这个孩子，是真心实意。” 听到这句话，谢育才沉默了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