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全国解放后，廖汉生想把女儿女婿接进城，可女婿进城前，同乡人对他说：“不能去，你就是个穷农民，人家能把你杀了！” 这话让女婿心里发怵。 当时，廖汉生是中将，在青海西宁的省军区大院上班。1949 年 12 月的一天，警卫员跑过来说：“司令员，肖大姐到了！” 警卫员口中的“肖大姐”，就是肖艮艮。她是廖汉生的前妻，之前被反动派拐到甘肃岷县。解放后，她一路打听，走了三个月，才找到贺龙的驻地。 她从包里拿出一封皱巴巴的信，信纸边上还有泪痕，上面写着：“汉生，春莲还活着……” 廖汉生一听，当天下午，廖汉生就和肖艮艮坐着美式吉普，往桑植县三百墩村赶。 路上，廖汉生拉住肖艮艮的手说：“当年在桑植，要是我……” 肖艮艮轻轻摇摇头：“那年你带游击队突围，子弹从你耳边擦过，我都听见了。” 廖春莲是 1933 年被红军团长向刚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的。 她还记得那时候，敌人的火把把大刀照得通红，母亲肖艮艮被反绑着拖走，才四岁的她死死咬住刽子手的裤腿。 廖汉生喊了一声 “春莲！”，把屋檐下的麻雀都吓飞了。 父女见面时，廖春莲正在灶前烙苞谷饼。 她丈夫蹲在门槛上抽旱烟，裤脚还沾着稻田里的泥。 “爹……” 廖春莲的声音带着哭腔。 廖汉生看着女儿粗糙的手，想起 1935 年长征前，警卫员偷偷塞给他的一双小布鞋，那是肖艮艮用树皮纤维纳的鞋底。 三天后的大清早，赵铁柱蹲在村口老槐树下抽旱烟，“吧嗒吧嗒” 地响。 几个同村的汉子围过来，其中一个压低声音说：“春莲她爹是省军区司令，你去了，就是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 赵铁柱捏紧烟袋锅：“可春莲说……” 话还没说完，人群里有人冷笑：“1935 年红军走后，保长把你爹吊在祠堂三天，他不是廖汉生的仇家吗？” 廖汉生在三百墩的临时指挥所里，正用红蓝铅笔在地图上标工农速成学校的位置。 警卫员突然跑进来报告：“女婿跑了！” 廖汉生摆摆手：“当年贺龙老总让我留下照顾家小，我没做到；现在春莲想过安稳日子，我不能再出错了。” 女婿躲在村后的山洞里，能看到 1947 年被国民党抓壮丁时烙下的 “反共” 印记。 他摸出藏在怀里的银元，那是廖汉生悄悄塞给他的安家费，又想起岳父说的话：“新中国的农民，该挺直腰杆做人。” 天刚亮，女婿出现在村口。 廖汉生正蹲在晒谷场上帮女儿修竹筐，抬头看见女婿，故意大声说：“春莲，把你娘带来的青稞面拿出来，咱爷俩喝糊糊！” 女婿的眼眶一下子红了，这个在湘西剿匪时敢徒手跟野猪打的汉子，这时候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1950 年元旦，西宁工农速成学校开学，廖春莲穿着列宁装站在队伍里。 她课本的第一页工工整整写着：“为建设新中国而学习”。 女婿在省军区后勤部当搬运工，中午休息时，总爱趴在教室窗外听文化课。 廖汉生路过，故意咳嗽一声，女婿赶紧躲到树后，却听见岳父对警卫员说：“让他旁听吧，当年我们在洪湖打游击，哪有这条件？” 多年后，廖汉生在回忆录里写：“1949 年那个冬天，我终于明白，真正的胜利不是占了多少城池，而是让老百姓相信，共产党的官是为人民扛枪的。” 女婿也一直记得，他第一次在户口簿 “职业” 栏里填上 “工人” 时，廖春莲眼里闪着泪花，在他心里，那比任何军功章都金贵。 1953 年，23 岁的廖春莲听说父亲在西北当大官，跑了很远的路去投奔。 她心里高兴，想着能留在父亲身边，还希望父亲给她找个好工作。 廖汉生看着女儿，心里疼得慌，可还是认真地说：“我对不起你和你母亲，可要是我给你找了好工作，怎么对得起那些牺牲的烈士和他们的家属？现在国家在搞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你回家种地，也是为国家做事。” 廖春莲心里委屈得很，可父亲态度坚决，她只能哭着回了桑植。 1979 年 6 月，廖汉生回老家看女儿廖春莲。 他一直盼着能听女儿叫他一声 “爸爸”，可廖春莲心里的委屈没消，就是不叫。 廖汉生只能带着遗憾，哭着走了。 1984 年 11 月，廖汉生又回了故乡，在女儿家吃农家饭。 这时候，父亲头发已经白了，女儿额头也有了皱纹，父女俩心里都不是滋味。 血浓于水的亲情，终于让女儿不再埋怨，廖春莲含着泪，喊出了藏在心里几十年的 “爸爸，爸爸”，廖汉生一下子流泪了。 当地领导说：“春莲这些年受了不少苦，让她来县里工作吧！” 廖汉生说：“只有她受苦吗？受苦的人多了，都能进县城？她是我女儿，可首先是个农民，好好种地比啥都强。” 临走前，廖汉生反复叮嘱女儿，自己权力是人民给的，只能为人民办事，子女不能沾光，凡事靠自己努力，还让她安心农村，别向国家要东西，别给政府添麻烦。 直到去世，廖汉生都没修过桑植老家房子，没给农村女儿搞特殊，用最纯净、廉洁的品性，展现了老共产党员和老红军战士的高尚形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