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出生的艾跃进曾说过：“让工人下岗，还要人家从头再来，你们为什么不从头再来呢？”说得好！为什么让三千万国企工人从头再来？为什么你们自己不从头再来？ 在九十年代那会，中国的工人即将面临着新的改革。 大多数人即将要面临着下岗，甚至失业。 北京机械厂的八级钳工老张，已经是最早那批手中有真本事人，但是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00元。 这还是在北京的大城市，这点钱，要撑到下个月，要交一家三口的筒子楼房租，要付暖气费，还要凑齐儿子的学费。 他在这里已经干了十二年了，曾是“技术大拿”的他，如今，依旧避免不了“减员增效”、“国企改制”。 老张不知道，在这个冬天，全国有超过2100万个“老张”，正和他一样攥着“买断工龄”补偿金。 “转变观念，从头再来！” 这句口号，剥夺了无数下岗工人的未来。 就在这片迷茫与阵痛中，南开大学一位教授艾跃进，发出了一问：“让工人下岗，还要人家从头再来，你们为什么不从头再来呢？” 艾跃进的这声质问，可不是空谈的假把什。 作为军事学专家、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者，他本可以潜心专注于学术研究。 然而，上世纪90年代末那场席卷全国的下岗潮，触动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 他选择走出校园，走进那些工厂车间、工人家庭。 在那里，他看到的不是统计数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被命运陡然抛入困境的灵魂。 许多像老张一样的，甚至40岁以上的女性，50岁以上的男性有着相同的经历。 他们年轻时响应国家号召，“献了青春献终身”，把最美好的年华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工厂和国家建设。 然而，当市场经济的洪流汹涌而至，当技术更新换代加速，他们竟然被时代抛弃了，甚至变成了“无用”。 这放在谁身上，谁能受得了？ 更让艾跃进感到刺痛的是，在这场席卷一切的变革中，他发现了不公。 一些管理者，借着改制的“东风”，摇身一变成为新企业的老板，实现了转身。 而千千万万像老张这样的一线工人，却在四五十岁、学习能力下降、家庭负担最重的年纪，被推向了竞争残酷的劳动力市场，要求他们“转变观念”、“从头再来”。 这种巨大的反差，让艾跃进那句“你们为什么不从头再来”的质问，充满了讽刺和批判。 “从头再来”四个字，说起来轻松，对下岗工人而言，就是重重大山。 让他们重头再来，谈何容易？ 超过六成的下岗工人年龄在35岁以上，一半人只有初中学历。 他们面临的，远不止是失去一份工作那么简单，而是整个赖以生存的技能体系、社会身份乃至人生轨迹的彻底断裂。 计划经济下的国企，培养的是“一门精”的专才，老张能把车床玩得出神入化，却可能连电脑开关机都不会。 而新兴的市场，需要的是“多面手”，是能操作数控机床、懂点基础英语、甚至能简单操作电脑的劳动力。 这种严重的技能错配，让再就业之路布满荆棘。 近七成的下岗工人需要完全转行，这意味着他们前半辈子所学的全部被打上了叉，他们要在中年甚至晚年，从头学习生存技能。 其实，各地不是没有做出任何努力。 江苏等地组织下岗女工成立家政服务队，男工转型做保安，也有人选择另辟出路在街头巷尾摆起早餐摊。 免费的技能培训班也出现了，教授数控操作、电脑绣花、甚至简单的财会知识。 这些举措，为部分人提供了再出发的机会，也体现了社会转型期的温情一面。 然而，杯水车薪的岗位、杯水车薪的补贴，难以覆盖数千万人的生存需求。 “从头再来”的口号，在许多人听来，更像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艾跃进的质问之所以引发广泛共鸣，正是因为它触及了改革进程中一个核心的伦理问题。 代价的承担与责任的分配。 为什么一定要工人转变观念去成承担转型阵痛，那这些管理者是否也需要反思和“转变”？ 改革的成本，为什么需要缺乏议价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的一线工人承担？ 艾跃进并非反对改革本身，他质疑的是改革路径的公平性。 他怀念毛泽东时代对工人“生老病死有依靠”的保障体系，认为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不能忽视公平，更不能让为国家奉献了大半生的工人成为被牺牲的代价。 他的声音，代表了那个时代一种朴素的正义诉求。 在效率与公平的天平上，政策应该如何校准？ 在历史的转折点，社会应该如何安置那些被时代洪流暂时淹没的人？ 下岗潮的阵痛，为中国后续的经济转型腾挪了空间，也倒逼了劳动力市场的部分重构。 一些地方在后续的国企改革中吸取了教训，尝试预留过渡资金用于职工培训，或实行“退养”政策让老职工平稳退出。 二十多年过去，当年下岗工人的子女已步入中年，他们通过教育改变了命运，成为程序员、设计师、新经济从业者。 然而，父辈的经历，却始终让我们清晰的看到，如何让进步的代价分担得更公平？ 如何让变革的过程更有温度？ 如今，“35岁职场危机”的讨论，这何尝不是历史在新时代的回响？ 主要信源：（艾跃进演讲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