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的诸侯都是项羽分封的？为什么到头来他们帮着刘邦打项羽？ 秦末的诸侯并非全部由项羽分封，但项羽的分封确实是当时最具权威性的政治安排。在秦朝灭亡后的权力真空期，项羽凭借巨鹿之战的威名与四十万楚军的实力，以“西楚霸王”身份主持分封，将天下划分为十八个诸侯国。 这些诸侯中既有刘邦、英布等反秦义军领袖，也包括章邯、司马欣等秦朝降将，甚至还有部分原六国贵族后裔如赵歇、韩广等。然而，这一分封体系从诞生之初便埋下了深刻矛盾，最终导致多数诸侯倒向刘邦，共同对抗项羽。 项羽的分封看似遵循“论功行赏”原则，实则暗藏私心与偏见。他将刘邦贬谪至偏远的巴蜀之地，却把关中肥沃之地分封给秦朝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意图以“三秦”封锁刘邦东进之路。 这种“以亲疏定封地”的做法引发普遍不满：齐国贵族田荣因曾与项梁有隙，虽在反秦战争中牵制大量秦军，却未获封王；赵国名士陈余仅获封三县，远不及旧友张耳的常山王之位；燕王韩广被徙封辽东，其部将臧荼却被立为燕王。这些被边缘化的势力很快成为反抗项羽的火种。 关键是项羽的分封严重冲击了原有的政治秩序，他将齐国一分为三（胶东王田巿、齐王田都、济北王田安），将赵国拆分为常山国与代国，强行打破了六国贵族的传统势力范围。这种“碎片化”策略虽能削弱地方势力，却也激起强烈反弹。 田荣起兵诛杀田都、田安，自立为齐王；陈余联合田荣击败张耳，迎回赵歇复位。这些反叛行为不仅撕裂了项羽构建的分封体系，更使中原陷入持续动荡，为刘邦提供了可乘之机。 与项羽的刚猛暴烈不同，刘邦展现出极高的政治柔韧性。他在入关中后“约法三章”，废除秦朝苛法，赢得关中百姓衷心拥戴。当项羽在新安坑杀二十万秦卒、在咸阳纵兵劫掠时，刘邦却以“秦人父兄怨此三人（章邯等），痛于骨髓”为契机，成功策动三秦百姓支持反楚。这种“收民心”的策略使刘邦在关中建立了稳固的后方，为长期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 在军事上刘邦采取“联合诸侯、分化楚军”的策略。他利用项羽深陷齐地战事的时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迅速平定三秦，随后东出函谷关，打出“为义帝发丧”的旗号，将项羽定性为弑君叛逆。 这一政治操作极具杀伤力——原本观望的诸侯如魏王豹、殷王司马卬等纷纷归附，刘邦的军队规模从数万骤增至五十六万，形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与此同时，刘邦对韩信、彭越、英布等实力派诸侯许以重利：封韩信为齐王、彭越为梁王、英布为淮南王，以裂土分封换取他们的忠诚，构建起反楚统一战线。 项羽的失败本质上是政治能力的全面溃败，他迷信武力，对诸侯采取高压政策：将义帝熊心迁徙至郴县后密令诛杀，此举彻底丧失道义制高点；对田荣、陈余等反叛势力一味镇压，却在齐地陷入消耗战，致使彭城空虚。更致命的是，项羽的赏罚不明与猜忌多疑导致人才流失：韩信、陈平、英布等原本效力于楚军的能臣猛将，因得不到重用而相继投奔刘邦，成为瓦解项羽势力的关键人物。 当项羽在齐地与田横拉锯时，刘邦已完成对中原的控制。公元前205年，刘邦联合五路诸侯攻入彭城，虽因轻敌惨败，但通过“鸿沟议和”争取到喘息之机。此后，韩信平定北方诸侯，彭越在梁地截断楚军粮道，英布在淮南起兵反楚，形成对项羽的三面合围。公元前203年，项羽被迫接受“中分天下”的和约，却在东撤途中遭到刘邦追击，最终在垓下陷入十面埋伏。 这场变局的深层逻辑，是分封制与郡县制两种政治理念的碰撞。项羽试图恢复战国式的诸侯割据，而刘邦代表的是新兴的中央集权趋势。当诸侯们发现跟随刘邦能获得更大利益与安全感时，自然选择抛弃项羽。 正如韩信在井陉之战后对广武君李左车所言：“陷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刘邦通过构建命运共同体，将原本一盘散沙的诸侯凝聚成推翻项羽的核心力量。而项羽至死未能理解，他所倚仗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终究敌不过人心向背的历史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