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璋将益州让给刘备后，为什么会流落东吴，还差点带兵杀回益州？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璋在成都开城投降时，与刘备约定“许以礼其君而安其人”。刘备虽将其迁往荆州公安，并保留振威将军名号，但这种安置本质上是政治软禁。 刘璋失去了益州的根基，其长子刘循虽因庞羲保荐留蜀任职，次子刘阐却随父流放，家族势力被刻意分割。之后刘备通过“蜀人治蜀”策略，重用董和、黄权等益州旧臣，迅速消解了刘璋的政治影响力。这种结构性的权力剥夺，使刘璋在荆州的处境形同傀儡。 当关羽失荆州（219年）后，刘璋的命运发生转折。孙权袭取荆州南部三郡时，将刘璋纳入势力范围，并任命其为益州牧，居秭归。这一任命极具象征意义：孙权试图通过刘璋的旧主身份，在益州制造政治混乱。此时的刘璋，已从刘备的政治点缀变为东吴制衡蜀汉的棋子。 孙权对刘璋的利用，源于其长期的益州战略。早在赤壁之战前，鲁肃便提出“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的构想，将益州视为江东霸业的关键。尽管刘备占据益州后，孙权被迫暂时放弃军事攻取，但政治渗透从未停止。刘璋的存在，恰好提供了一个合法性工具——东吴以“扶持故主”为名，既可削弱刘备统治的正当性，又能在益州内部煽动潜在反对势力。 更微妙的是刘璋的任命发生在刘备筹备东征之际。221年刘备伐吴时，孙权极可能计划以刘璋为旗号，策动益州旧部响应，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这种战略并非孤例：此前孙权曾利用蜀汉南中叛乱，任命刘璋次子刘阐为益州刺史，屯驻交益边境，试图制造双线压力。刘璋虽未直接领兵，但东吴显然希望借其名号引发连锁反应。 刘璋的反攻企图最终未能实现，核心原因在于实力对比的悬殊。刘备夺取益州后，已建立起稳固的统治体系：诸葛亮主持内政，法正主导军事，赵云、魏延等将领分守要地。 更关键的是刘备通过归还田宅、重用本土士族，赢得了益州民心，刘璋的旧部如李严、费观早已归附新主。反观刘璋，其在东吴既无嫡系军队，又缺乏益州内部的支持网络，所谓“带兵杀回”更似政治姿态。 地理阻隔也构成天然屏障，益州与东吴之间横亘三峡天险，陆逊在夷陵之战中正是凭借这一地利抵御蜀军。刘璋若要反攻，需突破刘备在江州（今重庆）的防线，而东吴当时的水军主力正用于防御曹魏，难以分出兵力支持长途远征。此外，刘璋的性格缺陷进一步削弱了可能性——史载其“温仁”有余而决断不足，这种特质在权力斗争中注定无法成为领袖。 刘璋的悲剧，本质上是乱世中失败者的必然归宿。当他在涪城与刘备欢宴百日时，或许未曾料到自己会从一方诸侯沦为政治工具。孙权对其的利用，恰似曹操挟汉献帝以令诸侯的翻版，只不过刘璋的政治价值远逊于汉室正统。而刘备对其的处置，则体现了高明的政治手腕：既避免背负弑君恶名，又通过空间隔离消解潜在威胁。 最终刘璋于刘备东征期间病逝秭归，其反攻计划未及实施便戛然而止。这一结局既反映了三国时期权力更迭的残酷性，也印证了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刘璋暗弱”的精准判断。在那个“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时代，失去实力依托的政治符号，终究只能在历史夹缝中黯然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