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时任新四军三师副师长的张爱萍，在参加华中局党委扩大会议时，被坐在侧边的女速记员吸引住了。这个女速记员不仅记录会议内容速度快，还长得端庄文雅。那么，这个女速记员是谁呢？后来怎么样了呢？ 这事儿，还得从一场开在苏北阜宁土坯房里的高级军事会议说起。 那时候条件艰苦，屋外寒风呼啸，屋里就靠一盆炭火取暖。会上，32岁的副师长张爱萍正慷慨激昂地讲着游击战术，他可是个出了名的“儒将”，既能提笔写诗，又能上马杀敌。正讲到关键处，他眼角的余光，无意间扫到了会场角落里一个姑娘。 怪了，全场的干部都在奋笔疾书，可就这姑娘的姿势，透着一股特别。她的手腕灵活得像安了弹簧，钢笔在纸上飞舞，那“沙沙”声，节奏感十足，跟别人的完全不一样。张爱萍心里头“咯噔”一下，暗自佩服：这姑娘的手速，比我战场上给机枪换弹夹还麻利！ 他忍不住多看了几眼。那姑娘低着头，神情专注，听到关键地方，笔尖会轻轻一点，然后迅速在旁边画个重点符号。别人还在手忙脚乱地补充漏掉的内容时，她已经翻过一页，开始用红笔在背面列提纲了。那份从容和专业，在炮火连天的年代，简直比军功章还耀眼。 这个让张爱萍将军“走神”的姑娘，就是李又兰。 说起李又兰，那也是一位奇女子。她1919年出生在宁波一个大户人家，父亲李善祥是位爱国实业家，在上海开纱厂，家境相当优渥。可这位“白富美”偏偏不爱红妆爱武装。1938年，19岁的她瞒着家人，一个人跑到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铁了心要参军抗日。 接待的同志看她文文静静，还带着个速记本，就考了考她。没想到，李又兰当场就展示了一手绝活，连带着浓重口音的方言土语，她都能迅速转换成速记符号，记录得一字不差。人才啊！这在当时，简直就是“最强大脑”。就凭这手硬功夫，她成了我军早期不可多得的专业速记员。 命运的奇妙就在于此。在遇到张爱萍之前，李又兰的人生已经经历过一次巨大的伤痛。她的第一任丈夫，是新四军的副军长项英。然而，皖南事变的悲剧，让她永远失去了爱人。那段日子，她把悲痛深深埋在心底，带着伤痕继续投身革命工作。 所以，当张爱萍的目光投向她时，他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手速飞快的记录员，更是一个眼神里带着故事、眉宇间透着坚毅的革命女性。 会议一连开了好几天，张爱萍的心思也跟着活络起来。他开始找各种“蹩脚”的借口往记录组那边凑。一会儿是“同志，借点墨水用用”，一会儿又是“麻烦问下，下午的会议几点开始？”。每次，他都能看到李又兰伏案工作的身影。 有天下大雪，天寒地冻。张爱萍看她冷得不停搓手，心里一疼。他把自己那双洗得发白的棉手套摘下来，快步走过去，往她桌子上一放，有点霸道又有点温柔地说：“戴上吧，手冻坏了，还怎么记录军情？” 李又兰捧着那双还带着他体温的手套，脸颊“腾”地一下就红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其实，她也早就注意到了这位年轻的副师长。战友们私下里都说，张将军打仗是猛将，平时却像个书生，爱读书，会写诗，甚至还会摄影。会上，他把复杂的战术编成朗朗上口的顺口溜，战士们一听就懂；会下，他路过老乡家门口，会自然地帮大娘挑满水缸。这种骨子里的文武双全和体贴入微，对任何一个女性来说，都是无法抗拒的魅力。 会议结束那天，分别在即。张爱萍鼓足勇气，把一本用油布小心包好的《论持久战》递给李又兰，说：“这书上有我做的批注，你看看，或许有用。” 李又兰接过来，打开一看，扉页上写着一行隽秀的小字：“愿与君共赴山河。” 这八个字，胜过千言万语。没有花前月下，没有甜言蜜语，只有一句沉甸甸的革命誓言。李又兰抬起头，撞上他明亮如星的眼睛，那一刻，她知道，自己沉寂的心，再次为一个人而跳动。 后来的故事，就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经军长陈毅批准，1942年8月，张爱萍和李又兰在淮北根据地喜结连理。没有婚纱，没有宴席，只有同志们的真诚祝福。他们的“婚房”，就是一间简陋的土坯房；他们的“蜜月”，就是在反“扫荡”的枪炮声中度过的。 从那一刻起，他们相濡以沫，走过了61个春秋。 战争年代，李又兰背着速记本，跟着部队南征北战，记录下丈夫的每一次战斗部署，也分担着他的每一次殚精竭虑。和平建设时期，张爱萍将军投身国防科工事业，成为新中国“两弹一星”的元勋之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背后，都有他和夫人的心血。李又兰也一直在他身边，从一名速记员成长为国防科委的办公室副主任，是他的战友，更是他最坚实的后盾。 他们的四个子女，后来也都子承父业，投身军队和国防建设事业，个个都非常出色。比如他们的长子张翔，后来做到了第二炮兵副司令员，是中将军衔。次子张胜写了一本书叫《从战争中走来》，把父亲的传奇一生记录下来，让我们今天能读到这些珍贵的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