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杨宇霆被张学良处决后，他的亲信李景明和王子明便立刻反水，霸占了杨家财产60余万元。然而这一消息被张学良得知后，他却怒不可遏，决定为杨宇霆家人主持公道。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的沈阳城，寒气逼人，几声枪响从大帅府老虎厅传出，奉系元老杨宇霆和黑龙江省长常荫槐应声倒地。 这场被称为“杨常事件”的权力清洗，表面是张学良为巩固地位的雷霆手段，背后却埋着更深的伏笔——当众人以为杨家的故事到此结束时，另一场关于忠诚与背叛的戏码才刚拉开帷幕。 杨宇霆曾是张作霖的左膀右臂，凭军功积累惊人财富，光现银就有六十万之巨，这在二十年代的东北堪称天文数字，足够买下数十万亩良田。 他死后，家中只剩妇孺老幼，长子春元尚在法国留学，毫无自保之力。平日最亲近的副手李景明与王子明见势反水，迅速以抵押、过户等手法将杨家产业据为己有，连藏在地窖的银元箱都被撬开搬空。 地方上无人敢替杨家出头，昔日宾客纷纷避走，墙倒众人推的剧情似乎已成定局。然而事情传到张学良耳中时，出现了戏剧性转折。 尽管杨宇霆因反对东北易帜、逼宫铁路督办等行为被张学良视为政敌，但张学良得知杨家遭劫后勃然大怒，立即下令逮捕李、王二人，更成立专项清查委员会，命元老臧士毅带队彻查账目。 调查结果确认两人侵占财产总值确达六十万银元后，张学良不仅全额追回财物归还杨家，还亲笔致信留法的杨春元：“汝父事公，汝辈事私，勿忧专心向学” 。 更派专员保障杨氏遗眷生活，杜绝后续骚扰。这一系列动作在奉系内部引发震动——少帅用行动划清了政治清算与私德公义的界限。 回溯这场风波，张学良的反应实则折射出军阀时代特殊的权力逻辑。一方面，他对杨宇霆的诛杀是典型的权力整肃。 杨宇霆自恃元老身份，屡屡越权干政，甚至公开阻挠东北归顺南京政府；常荫槐在黑龙江私扩军队、挪用公款，早已触碰底线。 两人携铁路督办方案逼宫签字，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张学良需借此事立威，巩固东北领导权，这是乱世中生存的必然选择。 但另一方面，他严惩趁火打劫者、力保政敌家属的举措，又显露出超越派系私怨的治理原则。 这种“事归事、人归人”的态度，在当时实属罕见。对比曹锟放任胞弟曹锐横征暴敛激怒直系诸将，或韩复榘虽严惩贪官却株连过广的旧式军阀做派，张学良对程序正义的坚持反而成了一种另类的政治清醒。 更深层看，张学良对杨家的保全，或许也隐含对东北政局的深远考量。杨宇霆虽跋扈，但在对日交涉中素有手腕；常荫槐整治铁路功绩斐然。 二人之死已令东北失去重要人才，若再纵容其家族受辱，势必寒了旧部人心。张学良追回家产、安抚遗孤的做法，恰为动荡的奉系保留了凝聚力。 这种平衡术在他后来推动“东北易帜”全国统一、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等重大抉择中，亦可见端倪——即便身处乱局，仍试图在铁腕与道义间寻找支点。 九十四年过去，沈阳帅府老虎厅的血迹早已淡去，但杨家的六十万银元风波，仍像一枚棱镜，折射出权力更迭中人性的明暗交织。 张学良掷银元定生死的瞬间或许有无奈，但他追回赃款的信函却印证了某种超越时代的价值：政治可以锋利，但不可卑劣；胜负应有界，公道不可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