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左右，大上海第一交际花“上海舞后”李丽，开始陪睡名日本军官就寝，以身体换取机密情报，消灭日本10艘运兵船。抗战胜利后，却被骂女汉奸，她不解释半句。1946年戴笠坠机，所有档案烧光，她连一句“我是卧底”都拿不出证据。 直到2010年，台湾当局将“抗日女英雄”证书送到她儿子手中时，距离李丽去世已过去8年，而那段被误解、被唾骂的岁月，早已在她92年的人生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这份迟来的荣誉，终于为这位忍辱负重的情报工作者，撕开了一道证明清白的口子。 2007年她的回忆录《误我风月三十年》。书中附着的重庆档案馆情报原件复印件，清晰记录着1939年广州那场关键伏击战的细节： 日军华南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醉酒后泄露的运兵船航线图，经李丽传递后，中国军队成功击沉10艘运兵船，歼灭上千日军。 可在1945年抗战胜利时，这份能证明她功绩的情报档案，因直接联系人戴笠的飞机失事，连同她的军统化名“谭某某”一起，永远埋进了历史的尘埃。 当上海百姓围着她扔石头、骂“汉奸”时，她不是不想解释，而是无人能为她作证——所有证据都随着戴笠的死，成了无法开口的秘密。 李丽的情报生涯，从一开始就带着“伪装”的底色。 1938年，她在戴笠的安排下前往重庆接受特训，白天练习拆枪、编密码，手指磨出的茧子藏在舞袖下；晚上背诵日本歌谣、学习茶道，模仿日本女性的步态举止，只为能在日军圈子里不露破绽。 回到上海后，百乐门的舞池成了她的“战场”：跳三支华尔兹代表情报到手，弹错《樱花谣》的调子是危险信号，随身的微型胶卷盒里，装着日军的部队调动、补给线信息。 那些被外界视为“屈辱”的陪酒、伴舞，甚至陪睡，都是她为获取情报不得不做的“伪装”——在侵略者的眼皮底下，她用女性最脆弱的姿态，筑起了一道隐秘的情报防线。 而这份“伪装”的底气，早在她年轻时就已埋下伏笔。 1910年出生于北平的李丽，自幼父母双亡，乳母省吃俭用教她中英文，却没能躲过命运的波折： 12岁寄住天津表哥家，因表哥开妓院、赌场被学校开除；14岁嫁给山西富商之子林更新，又因公婆嫌她出身低、丈夫留学后感情破裂而离婚。 后来她辗转哈尔滨，化名“李爱莲”跻身社交圈，结识张学良，更接触到川岛芳子、柴山兼四郎等日本军方人物. 这些看似“不堪”的经历，却让她熟悉了日军的社交规则，掌握了与侵略者周旋的技巧，也成了戴笠选中她的关键原因。 1935年，李丽在上海百乐门当选“舞国皇后”，红色敞篷车驶过霞飞路时，引来的是羡慕与追捧；可1937年上海沦陷后，这份“风光”瞬间变成了“原罪”。 日本军官盯上了这位有名的舞后，而李丽顺水推舟，将自己的社交优势转化为情报优势。 在上海俱乐部的舞池里，她贴近日军军官低语，套取军备细节；在香港茶室的蒸汽中，她记下关键情报关键词；甚至在北平的私人聚会上，她借着斟酒的机会，偷听加密电报内容。 每一次情报传递，都像在刀尖上行走——有次在舞厅，日军军官突然警觉，她赶紧弹错音阶，让联络人及时撤离；还有一次在军官宅邸，对方中途醒来，她只能靠假睡躲过搜查。 抗战胜利后，李丽的“噩梦”并未结束。她被当作汉奸抓进监狱，即将执行枪决时，一位曾受她帮助传递情报的美国军官出面担保，才捡回一条命。 后来她移居台湾，日子过得拮据，为了凑儿子的学费，不得不打电话求助情报局局长。 那些年，毛人凤、郑介民的太太会来家里打麻将，这些军统老同事心里清楚她的功绩，却没人敢公开为她正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她的过往成了“敏感话题”。 直到她2002年去世，也没能等到一份官方认可，只留下一箱子泛黄的电报底稿和黑白照片，藏着无人知晓的秘密。 2010年，当“抗日女英雄”的证书送到李丽儿子手中时，所有的误解与唾骂终于有了回应。 人们这才知道，那个被骂“汉奸”的上海舞后，用30年的风月场生涯，换来了击沉日军运兵船的战果；那个临终前不愿多提过往的老人，早已将家国大义刻进了骨子里。 信源：李丽《误我风月三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