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被判死刑的抗战老兵李师科，即将被押赴刑场。他换上了崭新的短袖衬衣，理

1982年，被判死刑的抗战老兵李师科，即将被押赴刑场。他换上了崭新的短袖衬衣，理了头发，由两名法警押往行刑地。他看起来有些瘦弱，神情淡漠，似乎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李师科生于1927年山东昌乐县，早年只读过小学，识字不多。抗日战争时期，他加入张天佐的游击队，在山东地区对抗日军，经历过多次战斗。战后，他的部队被编入王耀武的正规军，继续服役。济南战役失败后，他随军转移到青岛，又从海南岛撤到台湾。1959年，因健康问题从军中退役，转而靠修车和开出租车维持生计。收入不高，没有积蓄，也没有家人依靠。邻居们说他平时待人不错，常帮人修电器，还喜欢和小孩子玩耍。但随着台湾经济快速发展，他对那些暴富的人和经济乱象越来越不满，认为社会存在不公。这让他渐渐萌生了犯罪念头。1980年1月7日，他在台北金华街199巷，假装问路，接近保安警察李胜源，用自制手枪将其射杀，抢走一支点三八左轮手枪。他的目的是获取武器，用来抢银行养老。 他花了两年时间计划抢劫，选择土地银行古亭分行，因为那里保安少，常抽调人员护送运钞车，防范松散。他多次去银行假装换零钱，观察内部情况。1982年4月14日下午三点二十分，他戴假发、白鸭舌帽和口罩，持枪进入银行。里面人不多，他先确认保安不在，便要求交出一千万。副经理林延湖试图阻拦，被他开枪击伤腿部。他跳过柜台，抓取531万新台币装入袋中，从后门逃入防火巷。得手后，他没大肆挥霍，只用约五万在新台币花费在女性身上，又买了电视、电锅和电动剃须刀，总计不到十五万。剩余四百万用牛皮纸包裹，交给三重的一位友人，指定若自己出事，用于友人女儿的教育费用。他还买了旅游书籍，计划用部分钱外出旅行。警方悬赏两百万征集线索，那位友人犹豫后报案，李师科在和平西路住所被台北市刑警逮捕。逮捕时，他没反抗，物品全在现场。 这起案件引发一起冤案。警方先抓了出租车司机王迎先，因为外貌相似，有人举报。审讯中使用严酷手段，王迎先无法忍受，5月7日被带去辨认工具途中，从秀朗桥跳入新店溪溺亡。几乎同一时间，李师科才被真正抓获。从抢劫到逮捕，仅二十多天。案件移交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5月21日以连续抢劫并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判决下达几天后，执行日期定在1982年5月26日清晨。李师科从监狱被带出，换上白色短袖衬衫，头发剪齐，胡须刮净。他的体型消瘦，不到五十公斤，肩膀略微前倾。两名法警押着他穿过监狱长廊，外面天刚亮，风吹树叶沙沙响。他们把他推入警车，后座狭窄，他坐定双手搁膝盖，目光投向窗外。车辆驶向新店安坑刑场，路上车辆稀少。 到达刑场时，宪兵已拉起警戒线。他被带下车，走向指定位置，跪下，双手反绑，眼睛蒙布。行刑官发出指令，枪声响起，他身体前倾倒地，当场停止呼吸。尸体经检查后运离现场。李师科终年五十五岁。这起事件在台湾社会引起强烈反响。金融机构加强安保，安装警铃和监控系统，如今进入银行需摘帽除口罩，即源于此。王迎先的死亡推动刑事诉讼法修订，允许被告随时选择辩护人，防止刑讯逼供再酿冤案。民间有人视李师科为义贼，在新店无天禅寺为其塑像供奉，反映当时社会不均现象。案件刺激模仿行为，此后抢劫银行事件增多。媒体报道火热，台视新闻采访创下高收视率。后来，此事被改编成电影，如孙越主演的《老科的最后一个秋天》和午马的《大盗李师科》。 李师科从抗战老兵沦为罪犯，杀人和抢劫证据确凿，死刑执行符合其罪行。但退伍军人生活艰难、社会差距扩大等问题，触动许多人思考。友人举报领取悬赏，也引发对人性在利益与忠诚间选择的议论。王迎先冤案暴露执法缺陷，害死无辜者。他的生平反映了那个时代部分老兵的困境，从战场英雄到社会底层，缺乏保障。李师科在被捕后，对记者说他对暴发户和经济犯罪看不惯，这点在台湾经济起飞期确实存在。抢银行前，他精心准备两年，显示出从军经历的影响。案发时，他喊的话“钱是国家的，命是你们自己的”流传开来，成为当时社会话题。警方破案过程虽快速，但王迎先的悲剧让人们质疑执法方式。判决后，军事法庭公开审理，媒体全程报道，这在戒严时期较为罕见。 执行枪决后，台湾金融机构迅速调整安保措施，避免类似事件重演。银行抢案增多，显示模仿效应明显。李师科被视为义贼的部分原因，是他没挥霍赃款，而是托付友人用于教育，这点让一些人同情。王迎先事件促使法律改革，强调被告权利，影响深远。电影改编让故事流传至今，孙越的版本聚焦老兵晚年苦况。午马的片子则突出抢劫细节。李师科的动机，自述是为养老和不满社会，这在底层老兵中并非孤例。台湾那时候经济腾飞，但贫富差距拉大，老兵养老问题突出。他的案子戳中痛点，引发讨论。友人选择报案，拿奖金，也让人想想钱和义气的权衡。执法中的刑求问题，通过王迎先案暴露，促使制度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