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在采访浩然后，胡锡进曾直言：“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浩然对乡土文学是

1998年，在采访浩然后，胡锡进曾直言：“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浩然对乡土文学是有贡献的！”“喜鹊登枝杏花雨，金光大道艳阳天；乐土活泉已圆梦，浩然正气为苍生!” 2008年，浩然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洵河水涨，草木青青。浩然和夫人杨朴桥的墓地坐落在洵河东岸的冀东平原深处。浩然的塑像前，一泓泉水汩汩流淌，倾诉着他对三河大地的眷恋。墓穴右侧是按照浩然在三河居住了16年的小院原形建造的“泥土巢”;左侧是镌刻在大理石碑上的金色笔迹，那是1987年浩然亲笔书写的“我是农民的子孙，誓做他们的忠诚代言人”,这也可以看作是这位一辈子“写农民、为农民写”的人民作家的墓志铭。 浩然1988年落户三河，在这里他“甘于寂寞，埋头苦写”,完成了继《艳阳天》、《金光大道》后新时期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苍生》,并把它搬上荧屏，深受农民群众喜爱。他十几年不改初衷，以三河这块沃土为基地，为培养扶植农村文学新军倾尽心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他的儿女红野、蓝天、秋川、春水率孙辈东山、绿谷等早早来到墓园。春水含泪细心擦拭着父母的塑像，轻声说着：“爸、妈，你们看有多少领导、朋友、乡亲们都来送你们了，你们放心地安息吧。” 浩然曾经谈及过自己对文学的看法，他说文学作品具有宣传和教育的功能，这可是他文学观念里相当核心的一部分。随着时间推移和认知深化，他越发坚定了这个看法。不过呢，回头想想，他发现自己以前对“宣传和教育”功能的理解，着实有点偏狭和机械了。文学作品那可是艺术品呀，只有把文学作品处理得艺术化，才能让它真正发挥“宣传和教育”的作用。从那之后，浩然在创作方法和手法上就开启了努力探索更新的征程。 早在 1962 年，浩然就写过一篇创作谈《永远歌颂》。在这篇文章里，他谈到了很多文学创作上的根本性问题。他说：“你为什么要写作？为个人兴趣呢，还是个人的名利？把它作为个人的事业呢，还是作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你写什么？站在什么立场和角度上观察、表现生活？是歌颂，还是暴露？这些，都是一个搞文学创作人的根本性的问题，并非仅仅是写作形式和方法；它是革命作家与非革命作家的分界线。”从浩然的话里，我们能感受到他对文学创作的认真和执着，他把这些问题看得特别重，觉得这不仅仅关系到写作技巧，更关系到作家的立场和使命。 浩然还强调，“歌颂还是暴露”不仅仅是写作形式和方法的问题，更是搞文学创作“根本性的问题”，是“革命作家与非革命作家的分界线”。作为一名革命作家，党员作家，浩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那就是“永远歌颂”。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必然的、自觉的”选择。他这么解释自己的选择： 第一，咱们是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的一员，奋斗目标是共产主义。以文学为武器，参加斗争，这是不可推卸的光荣职责。这就规定了，枪口只能对敌人，不能对自己。在浩然看来，文学就像一把枪，得朝着正确的方向开火，不能伤害自己的同志。 第二，共产主义事业是广大劳动人民自己的事业，符合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目标，人民需要自己的文学，这种文学能帮他们团结、进步，给他们鼓劲。相反的，那种让他们离心离德、泄劲的文学，人民肯定不会批准。浩然把人民的需求放在首位，认为文学应该为人民的利益服务。 第三，乾坤扭转，时代大变，生活面貌焕然一新，主流是朝着人类最美好未来前进的，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这一切，为文学提供了最崇高、最丰富的创作素材。所以，文学只有歌颂这个主流，为其胜利开道，创作本身的道路和天地才是最宽广、最自由的。浩然觉得，文学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歌颂美好的事物，这样才能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