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0日，国民党中将文强被解放军战士俘虏送到俘虏营时，正是开饭的时候，一个被俘军官小声对文强说：“前面站的参谋让我告诉你，你叫李明，是上尉书记官。” 解放军对陈官庄地区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后，杜聿明带着几个亲随去了第五军的军部，在那里和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第五军军长熊笑三等人商议突围事宜。 1月10日凌晨刚过，杜聿明从第五军军部给副参谋长文强打去电话，语气急促地让他带着指挥部的人员，赶紧去第五军军部会和。 等文强将指挥部的残余人员集合后，赶到第五军军部时，却发现杜聿明、邱清泉、熊笑三等人都不见了踪迹。 到了拂晓时分，文强和身边十几个人在乱跑时，被一队解放军发现，在“缴枪不杀”的喊声中，文强等人缴械投降。 当文强等人被押解抵达一个临时安置俘虏的营地后，只见里面正飘着饭菜的香气。 被俘的军官们三三两两地蹲在地上，围着简易的饭桶低声交谈。 文强在逃跑时，换穿了一身尉官的军装，因此身份暂时没有被识破，他这时还有侥幸心理，暗自盘算，觉得只要不被认出来，说不定还有机会逃出去。 就在排队打饭的文强，低着头琢磨怎么应对接下来的盘问时，一个被俘的军官悄悄挪到他身边，低声：“前面那个参谋让我跟你说，你就报‘李明’这个名字，身份是上尉书记官。” 文强没有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把 “李明” 这个名字和 “上尉书记官” 的身份在心里默念了几遍，牢牢记住。 之后，在吃完饭后，当解放军战士过来询问身份时，文强便一口咬定自己是上尉书记官李明。 可文强的 “伪装戏码” 并没有演太久，先是他一直跟着的卫士突然被解放军战士叫走，之后就再也没回到他身边。 当天下午，俘虏营的指导员还特意集合众人，当众宣布那位卫士由于只是普通的被俘士兵，已经领了路费、路条离开。 而之前一直配合文 “演戏”、称呼他为 “李书记官” 的几个军官，也突然改口，再也不提这个名字。 文强心知不妙，估计隐瞒身份这件事，恐怕很快就要藏不住了。 果然，没等两天，指导员就把文强叫到来谈话，问道：“你知道杜聿明的指挥所里，有一位叫文强的副参谋长吗？听说后来杜聿明还让他代行参谋长职权。” 文强说：“这我不太清楚啊，我就是个小小的书记官，平时根本接触不到指挥部的高层。” 指导员笑了笑，说：“就算接触不到，总该听说过吧？那你说说，这位中将代参谋长长什么样？多大岁数？老家是哪里的？” 这些问题像连珠炮一样袭来，文强的额头很快冒出了细密的冷汗，之前在心里编好的一套说辞乱成了一团，嘴里只能支支吾吾地说着零碎的话，根本凑不成完整的句子。 文强知道再也瞒不下去了，于是对指导员说：“你说的那个中将副参谋长，其实就是我。” 文强原本以为，坦白身份后等待自己的会是严厉的对待，可让他没想到的是，指导员语气温和地说：“欢迎你主动坦白！其实，你的身份、过往经历，这几天早就调查得一清二楚了。之所以没有马上点破，就是想给你留出时间，让你自己想明白，主动说出来。” 这番话让文强的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之前的紧张与不安消散了大半。 当天晚上，俘虏营的管理人员给文强送来了一条被子。后来文强才知道，这条被子是指导员自己的 ，为了给他凑出一条厚被子，指导员当晚只能和其他干部挤在一张床上睡觉。 到了第二天，文强发现自己的饭里竟然多了细粮。这些细微的关怀，让文强真切地感受到，解放军的俘虏政策远比他想象中更宽大、更有人情味。 被俘之后，文强的关押地点几经变动，在济南战俘营期间，周恩来在一份战犯名单上偶然看到了 “文强” 这个名字，想起了这位曾经的学生，特意派四野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去战俘营看望。 当萧劲光出现在文强面前时，文强又惊讶又感动，没想到时隔多年，还有人记得自己。 1950年，文强被转去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关在这里的，都是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里面有不少文强的“老熟人”。 1975年，文强被特赦，这也是对战犯的最后一次特赦，所有在押战犯全部获释。 特赦那天，已经年近七旬的文强非常激动，他特意写下一首七律《顽石点头难》：顽石点头实还难，几多恶梦聚心田。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