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一生只写了一首诗，曾被编入过小学教材，如今耳熟能详 ［1867年初夏，养心殿］ “老佛爷，家书到了，说老太夫人病势转危。” “知道了，你先退下。” 短短两句，气氛顿时凝滞。身居大内，权势滔天，可慈禧那一刻只是个匆匆看完消息的女儿。 彼时同治六年，内忧外患交织，朝廷里议和、办海军、筹饷的折子堆成小山。政务缠身，离宫奔丧并非易事，慈禧最终选择留在紫禁城。外界常讥她薄情，实情却更复杂：一旦离京，中枢或失控，她苦心经营的权力格局可能崩塌。就这样，她把孝与权衡交给了那支蘸满墨汁的笔。 数日后，一首五言律诗完成——《祝母寿诗》。篇幅短小，词句却极工整。要害在尾联：“致诚惟孝敬，可怜天下亲。”流传版本略有差异，“亲”字多被改作“父母”，因而衍生了广为人知的“可怜天下父母心”。清末旧本不多见，可民国小学国文课本却选入了这句。语意直白，易背易懂，于是儿童课堂之外，茶楼、戏园乃至乡村祠堂，人人都会顺口念一遍。 这句诗缘何走红？一方面，它契合传统伦理，父母心的朴素情感跨越阶层；另一方面，写诗者是位“铁腕太后”，强烈反差让人津津乐道。文人爱讲“诗言志”，可在慈禧身上，“诗”与“政”往往纠缠。史料记载，她平日更擅批红朱谕，真正动手作诗并不多，因此便显得弥足珍贵。 英国记者柏格里曾在《紫禁城内外》里写，慈禧对书画雅玩颇有兴致，吟诵唐诗信手拈来，但创作能力如何，他打了一个问号。宫中负责教她写字作画的，是恭亲王推来的学士张之万。张氏自己都说：太后用功尚可，灵气不足。换句话说，她的文学修养属于“够用”的层次。不过，这首诗倒真写出了情绪，或许情到浓时，规矩也就顾不上了。 母丧期间，慈禧在宫里连发三道懿旨：一为赐封追谥，一为停乐三日，一为赏银安葬。纸面孝道做足，再配合财物厚赐，舆论压力暂时平息。值得一提的是，她为母亲的灵柩亲选了金丝楠木、七尺玉案，棺椁用料规格接近皇室。有人讥讽奢侈，她却只回一句：“生我者先，厚葬有何妨？”风头被压下，却也让库银多支出三十余万。 说到铺张浪费，就不能避开同治十三年那场六十大寿。为了彰显威仪，她点名景德镇烧制“万寿瓷”。工部档案留下一连串数字：大碗八万，酒盅十二万，彩盘七万五，连灯罩都重新绘上“福寿海屋”图案。再算皇城内外挂起的彩绸，总长超过八百里。若与她给母亲治丧的用度相较，前者堪称天文数字。对比之下，“孝心诗”似显得清秀甚至节制，可这种“节制”只属于文字层面。 当时不少大臣私下嘀咕：太后既能写“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何不给天下父母一条活路？朝廷缺饷，地方灾荒，她却照样大摆寿筵。有人把诗句与现实并置，讽刺意味呼之欲出。只是满朝文武无人敢正面挑衅，顶多在日记里发几声牢骚。 民国以后，清廷已覆，慈禧也早入定陵。课本编辑选这句诗，多半看中它的教化功能，而没有过多考虑作者身份。新政府强调“百善孝为先”，简洁上口的“可怜天下父母心”恰能借来用。一代又一代孩子背诵时，只觉得情理贴切，很少有人追问：作者是谁？写于何时？ 值得玩味的是，这句诗在社会上流传越广，人们对慈禧的评价越显两极。有人说她也有柔情，毕竟为母落笔。有学者检点内务府档案，发现太后对亲戚的财物赏赐远高于历代后妃，“知恩”似乎并非假象。不过，更多研究表明，诗中的感怀无法抵消她决策失误给国家带来的创伤。这正是历史人物的复杂之处：情感真切，功过亦真。 在浩瀚政治卷宗与繁复宫廷仪规间，慈禧留下的文学痕迹屈指可数。这首《祝母寿诗》算是少见的“亲笔签名”。它进入课堂，流入民间，甚至被戏曲艺人改编成唱段，贴进了大众文化的夹缝。诗句简单，却像一面镜子，把慈禧的私人情感与公共形象同时映照出来：一端是女儿的柔软，一端是统治者的强势。 时间过去一个多世纪，“可怜天下父母心”依旧常被引用。现在人们说起这句话，多半与慈禧的名字割裂开来。或许正因为如此，它才能跨越政治成见，保持鲜活。诗作并不华丽，能长久流传靠的是普世情感，而情感一旦与历史权力纠结，就会留下耐人寻味的张力。 慈禧只写这唯一一首诗，倒让后人得以窥见她短暂卸下权杖的侧影：六宫灯火阑珊，她伏案轻叹，写下“可怜”二字。纸薄，可记录的重量并不轻。这句诗早已从宫墙走向街巷，从族谱走进教科书，也在提醒世人——权力纵横之上，人性从未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