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李达在老家有一个大儿子，1959年来找李达，想让父亲给他安排一份工作，李达却对大儿子说：“我是农民的儿子，也该有个儿子当农民。不要因为我做了官，儿子就不能当农民了！” 1931年，宁都起义的炮火尚未熄灭，李达毅然投身于共产党队伍，那一年，他已在国民革命军里摸爬滚打多年，懂战术、敢拼命，早已是队伍里的能人。 可加入共产党之后，他表现出更多的不是个人的勇猛，而是组织纪律的坚决服从，他从排长、连长做起，严格执行命令，在湘赣苏区反“围剿”作战中，常常是带头冲锋的那个人。 在长征途中，他任师、军参谋长，带兵跨过雪山草地，他把战士们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自己背着最沉的装备，走在最危险的路段。 战友们说他像铁一样硬，不怕死，更不怕苦，随着战事推进，李达的名字在红军内部逐渐被人熟知，人们看见的是一名从普通军官成长起来的红军干部，认定他是可靠的指挥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达的军事才能更受重视，他参与指挥多场战斗，稳健的作风与扎实的谋略，让他在部队中逐步升迁，到了解放战争，他已经是有分量的高级将领。 无论是在解放区训练部队，还是在前线参谋运筹，他始终以实际成绩赢得信任，抗美援朝爆发时，李达担任志愿军参谋长。 在那个战火连天的年代，能够承担这样的重要职务，证明了他几十年军事生涯的积累和党对他的信任，从红军的参谋处长，到新中国的副总参谋长，他是一步一步靠战功和责任走上去的。 当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上将军衔，佩戴着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许多熟悉他的人都说，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因为李达的军旅生涯就是不断攀升、不断证明自己的过程，可官位越高，他越是严格约束自己与家人。 他出生于陕西眉县横渠村的农民家庭，原名李德三，从小干农活，知道土地的辛苦，正因为出身普通，他格外清楚权力来之不易，也深知不能因权力而腐蚀家风。 他与原配夫人张氏早年生下长子李如龙，但由于常年戎马在外，儿子一直在家乡种地，李达虽已身居高位，却从未想着为儿子安排出路。在他的观念里，家人不能因他而获得特殊照顾。 他始终要求家人靠自己劳动生活，把他们当作普通群众的一部分，1959年，全国进入困难时期，家乡粮食歉收，很多农户都在以草根、树皮充饥。李如龙日子艰难，最终忍不住，决定进京找父亲。 他心中抱着一丝希望，父亲已经是上将，总能为自己在机关、厂矿谋个差事，让全家少受些苦，然而见面后，李达没有半点犹豫，坚决拒绝了。 他告诉儿子，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也该有个儿子当农民，不能因为父亲做了官，就让儿子脱离土地。 李如龙听后沉默不语，又小心试探，说地方干部希望李达能对眉县多加照顾，没想到，李达当即变了脸，斥责儿子不要再提，这番对话让儿子彻底明白，父亲不会为家人开任何后门。 既然找工作无望，李如龙只得准备返乡，临行前，他还是忍不住提出能否给家里带点什么，李达没有给钱，也没有给票据，而是让秘书在郊外花四十多块钱，买了一副结实的架子车脚子。 这副脚子经火车托运回到陕西，李如龙扛着三十多公斤重的铁件，蹚过渭河带回村里，那是家乡最缺少的农具，他从此靠这辆架子车支撑了多年的农活。 对李达来说，这才是他能给儿子的最好帮助，让儿子继续在土地上谋生，而不是凭借父亲的权力走捷径。 为什么李达如此严厉？根源在于他的家庭背景，生于农家，他深知贫苦百姓的辛酸，也明白权力必须为全体人民服务。 如果给子女开方便之门，就等于背离了初心，他始终以此告诫家人，任何人都要靠劳动与组织的认可来获得地位，而不是依附于父亲的权力。 他常对身边人说，手里的权力是人民给的，绝不能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也正因如此，他宁可让儿子继续当农民，也不肯破坏原则。 这种严格不仅对长子，对所有子女都一样。长女李晖曾多年在新疆边防部队服役，艰苦的环境没有因为她是上将之女而有所不同。 后来调入乌鲁木齐军区总医院时，李达第一时间追问缘由，确认是组织需要，而不是关系运作，他才放心，孙子李未平想当兵时，因没入团而落选，哭着找他求助。 他依旧严厉拒绝，要求孙子先在农村锻炼，争取政治进步，直到第二年凭自己努力入伍，他才算认可，后来部队想提拔李未平，他又坚决反对，要求进一步考验。 李达的一生从红军到志愿军，从战争到和平，始终保持清正，他坚信，一个家庭的荣耀不是靠权力庇护，而是靠原则与劳动维系，那副架子车成了他留给儿子最朴素也最珍贵的遗产。 他的家风是对公私分明的坚守；他的选择，是对人民信任的回应，即便身居高位，他也从未改变最初的信念。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