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张爱玲的父亲趁妻子不在，攥着一支针管就偷偷溜进张爱玲的房间，她当时已经虚到睁不开眼，手被他掀起的时候动都动不了，就觉得针扎下去那一下，不疼，就是冷。 那几年，家里没什么温度，张爱玲说她记不清哪个冬天最冷，但她记得继母坐在暖炉边烤脚，父亲裹着貂皮披风出门，只有她，是单独被锁在靠北那间房里的，门窗都糊着厚纸，但冷气还是往里钻。 她小时候住的是大宅子，洋车、白俄司机，穿过前院到后院得绕好几圈，可真正有人关心她的，大概也就一个老佣人何干。 她说小时候不怕黑，只怕没人叫她吃饭，那就说明又被忘了。 张志沂是那种过去的男人，吃鸦片吃到神志不清，平时不太跟女儿说话，要么吼，要么打，要么躲着她，见到就烦。 张爱玲一度试着讨好，给他递茶，结果被嫌手抖；她试过不出门、低头写字，结果说她阴阳怪气。 她早早就想走，跟母亲说过想出国念书，那时母亲在欧洲，不常回家，回来了也只住几天，但她还是答应了，甚至开始想办法凑路费。 但事没成。 她刚提出来没几天，父亲就翻她的书桌，说她藏了信，还说她“交友不慎”“学坏了”，那天继母在一边阴阳怪气，说她不是书香气，是狐狸气。 她忍了，想等母亲再回来。 结果上海“八一三”打起来，母亲没回成，她自己从外面跑回来，一身灰头土脸，进门第一句话就被骂“乱跑”，然后啪一下脸就被扇歪。 她以为父亲会劝，结果他没说话，隔了两天等她病倒了才想起她还在家。 发烧那阵，她一天能换三身汗衫，屋子门没钥匙，开不了，厕所都不敢喝水，就靠何干隔窗户扔面包进来。 她那时候瘦到脱相，连话都讲不清，痢疾和发烧一起犯，身上都是汗臭味和药味。 后来父亲好像是被吓住了，晚上拿着针管进来，动作不熟练，一边打针一边念叨“别怪我”，声音发飘。 她没怪，也没信他。 打了几天针，她撑过来了，但门还是没开，她说那段时间就是一直做梦，梦里只有门锁声和烟味。 她是真想过死，但死不了。 逃出去那天，是何干想了办法，把厨房的小窗卸下来，她从灶台上翻出去，穿着拖鞋跑出去的，脚都磨破了，路边没车，她就一直跑。 她找到母亲那边亲戚家，没敢直接去找母亲，怕又被拉回来。 她说她不恨父亲，但再也不想见。 何干后来被赶回老家，一走就是几十年，张爱玲出名以后托人找过他一次，那边回话说“耳朵不好了，不认得人了”，她也没再问。 出国那年，她靠姑姑和母亲凑的钱，转了几趟车，去的是英国，但没多久因为战事转去了香港。 香港大学那几年，她一个人住在租来的房子里，白天念书，晚上写小说，没时间去社交，也没人请她吃饭。 她说文字是她唯一能控制的东西，现实没有一件她能做主的。 “出名要趁早”那句话，是她对自己说的，不是鼓励别人，她怕再晚一点就写不动了，也没人听她了。 张爱玲一辈子没结婚到头，感情谈过几段，每一段都像她小说里的人物，前头热，后头冷，她说感情这种事，翻篇就翻篇了。 她写的每个女人都有点影子，有的像她小时候躲在桌子底下写字，有的像她半夜睁眼等人回家。 她很早就说过，她不想被谁提起的时候只说“谁谁谁的女儿”，她想靠自己。 后来也真的做到了。 张志沂死的时候，她没回去，也没发讣告，朋友问她，她只说：“我跟他早就断干净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也没哭，就像多年以前她从厨房翻出去时那样，一句话都没回头。 张爱玲这一生，靠的是断、是忍，是每一次都不回头。 她把痛苦写进小说，也把父亲留在了文字之外。 她不怨那支针，也不感激，她只是知道，有人拿它救命，也有人拿它控制人。 她说自己后来没得什么病，但偶尔梦里还是会闻到烟味。 目前还没结果，她那段软禁的记忆，也从没写进哪部书里。 信息来源：当事人提供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