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大汉奸万里浪被判处死刑，执法队长将他绑到刑架上，对着四肢各打一枪后，又对着下面的部位开了一枪。 1946年上海南市看守所的刑场边，73岁的张阿婆攥着儿子的遗照，看着篮球架木桩上被绑的男人，突然哭出声来，那是汪伪特务头目万里浪，七年前，正是他亲手下令杀害了自己的儿子。 而此时，执法队长魏桂龙正举着二号左轮手枪，指尖因用力而泛白，枪膛里的子弹，不仅要结束万里浪的性命，更要偿还七年前那段刻在他骨血里的屈辱。 1939年冬，上海法租界的弄堂里，28岁的魏桂龙刚完成情报传递，就被几个黑衣人按倒在地。当他被押进“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刑讯室时，才看清坐在主位上的人； 竟是昔日军统同僚万里浪。彼时的万里浪已投靠汪伪，穿着笔挺的西装，手里把玩着文明杖，眼神里满是轻蔑：“魏老弟，识相的就把潜伏名单交出来，免得吃苦。” 魏桂龙咬着牙不肯开口，万里浪便亲自上阵。他命人将魏桂龙绑在刑架上，拿来特制的尖刀，对其下身施以极刑。 剧痛传来时，魏桂龙听到万里浪冷笑：“这就是跟日本人作对的下场。”那天的折磨持续了三个小时，魏桂龙昏死过去三次，却始终没吐露一个字。 万里浪见撬不开他的嘴，便将他扔进地牢，打算等他“想通”。 万幸的是，一个同情抗日的狱卒偷偷放了他，魏桂龙拖着伤体，辗转半个月才逃到重庆，捡回一条命，但那段屈辱，成了他一辈子的噩梦。 而万里浪在“七十六号”的日子，却越发风光。他组建的第四行动大队，全是军统叛徒，这些人短短一年就捣毁了18个抗日据点，处决了27名爱国志士。 他凭借“功绩”一路升至政保总署总监，与李士群、丁默邨并称“汪伪三大特务”。 那段时间，他常出入上海的大光明舞厅、国际饭店，身边簇拥着日伪高官，用同胞的鲜血换取奢靡生活，据说他有三块金表，每天换着戴，连衬衫的纽扣都是纯金的。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万里浪的好日子也到了头。他试图乔装成商人逃往香港，却在码头被军统抓获。当他被押进南市看守所时，还在狡辩：“我是被胁迫的，我心里一直向着国家。” 可当审讯人员拿出他当年签署的处决令、刑讯记录时，他才哑口无言。而此时的魏桂龙，已因抗战期间的功绩被提拔为中校执法队长，负责上海地区汉奸案件的执行。 当魏桂龙在囚犯名单上看到“万里浪”三个字时，手控制不住地发抖。他立即向上级申请：“这个人，我必须亲自处决。”上级知道他的遭遇，破例批准了。 行刑前一天，魏桂龙特意去了“七十六号”旧址，看着当年关押自己的地牢，摸了摸腰间的左轮手枪，那是从万里浪住处搜出的配枪，他特意申请留了下来，“要用他的枪，了结他的罪”。 1946年8月15日，刑场周围挤满了受害者家属。魏桂龙走到万里浪面前，声音冰冷：“你还记得1939年冬天的地牢吗？还记得你对我做过什么吗？” 万里浪这才认出他，脸色瞬间惨白，嘴里不停求饶：“魏队长，饶了我，我给你钱，给你房子……” 魏桂龙没再说话，举起枪，第一枪击中万里浪的右腿，第二枪击中左腿，第三枪击中左臂，第四枪击中右臂——每一枪，都对应着他当年对爱国志士的折磨。 当第五枪击中万里浪的下身时，周围的家属爆发出压抑的哭声，张阿婆更是对着遗照喃喃：“儿啊，报仇了，报仇了。”最后一枪，魏桂龙瞄准万里浪的头部，干脆利落地扣下扳机。 处决后，万里浪的妻子带着重金来收尸，却被告知“尸体已处理”。其实，军统人员故意将万里浪的尸体与一个死刑犯的尸体调换，扔到了乱葬岗； 他们要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汉奸的极致蔑视。万里浪的妻子找了三天三夜，最终只能带着一口空棺材离开上海，从此再无音讯。 而魏桂龙在处决万里浪后，主动申请调离了执法岗位。他说：“复仇不是目的，告慰同胞才是。”后来，他转到南京的军统档案馆工作，负责整理汉奸罪证，将万里浪的审讯记录、刑讯照片； 归档，用文字和图片，记录下那段黑暗的历史。1949年后，魏桂龙留在南京，成为一名历史教师，他常给学生们讲抗战故事，却很少提起自己的经历；直到1987年临终前，才在回忆录里写下：“我这一生，只开过五次复仇的枪，但每一次，都是为了那些没能等到胜利的同胞。” 如今，在上海档案馆的“汪伪汉奸档案”专柜里，还保存着万里浪的亲笔供词、魏桂龙的证词，以及当年刑场的老照片。 每年抗战胜利纪念日，都会有学生、学者来这里参观，看着那些泛黄的纸张，听着讲解员讲述万里浪的覆灭与魏桂龙的复仇，感受那段历史里的血与泪。 而万里浪的名字，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背叛”的代名词，时刻警示着后人：民族大义面前，任何投机取巧、背叛同胞的行为，终将被钉在耻辱柱上，永不翻身。 主要信源：（抗日战争纪念网——万里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