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中国以外，全球唯一一个华人占主体的国家，当年马来西亚因为新加坡的华人占比太多所以把新加坡踢走，但讽刺的是，马来西亚现在是中国以外，全球唯一一个保留完整中文教学体系的国家。 1965年，新加坡刚被马来西亚“踢”出来的时候，那叫一个惨。国父李光耀在电视上宣布独立时，当着全世界的面，哭得像个孩子。他一生的政治理想，就是带领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搞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大家不分种族，平起平坐，共同发展。 可马来西亚的马来族精英不这么想。他们要的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当时，新加坡华人占了七成半，这一合并，整个马来西亚联邦的华人比例飙升到40%多，眼看就要跟马来人平分秋色了。这让当权的马来精英们如坐针毡，总觉得华人在抢他们的地盘和权力。 再加上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动党能量太大，不仅在新加坡站稳了脚跟，还雄心勃勃地要去参加马来西亚的全国大选，这直接威胁到了马来精英的统治根基。经济上，新加坡这个“会下金蛋的鸡”要上缴60%的税收，远超其他州，还处处受限制。 政治理念不合，经济利益谈不拢，种族矛盾还一点就炸。1964年，新加坡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种族冲突，血流成河。所有矛盾搅和在一起，最后马来西亚国会全票通过——“你走吧，咱俩过不下去了。” 李光耀擦干眼泪，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给这个新生国家“定魂”——我们是谁？ 按理说，75%都是华人，打出“海外华人国家”的旗号，似乎顺理成章。但李光耀看得远，他知道，这块牌子绝对不能挂。 所以，李光耀和他的团队从一开始就定下了铁律：新加坡首先是“新加坡人的新加坡”，而不是“华人的新加坡”。为了凝聚国民，他们选择了一个最中立、最实用的工具，英语。 至于华文，地位当然有，但它的定位变成了“母语”，一种文化和情感的传承。而且，新加坡政府着力推广的是“华族文化”，而不是“中华文化”。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前者强调的是新加坡本地华人的文化身份，是东南亚的、本土化的；后者则指向那个遥远的、作为祖籍国的中国。 这种“去中国化”的身份构建，在很多老一辈华人看来，是痛苦的。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华语说得越来越蹩脚，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越来越陌生。但对李光耀来说，这是生存下去的必要牺牲。他要的是一个务实的、高效的、所有国民都认同“新加坡人”这个身份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揣着文化包袱、在历史情感里打转的国家。 对内，它避免了国家因种族问题而四分五裂，让所有国民能劲儿往一处使，埋头搞经济。对外，它成功地让新加坡与中国“脱钩”，在冷战时期赢得了西方的信任和投资，也让它在强邻环伺的东南亚有了一席之地。 对美国说“我们需要你”，是真心话，为了安全。跟中国搞经济合作，也是真心话，为了赚钱。这两件事，在新加坡看来，一点都不矛盾。 骂它“数典忘祖”，其实是站在我们的立场上，用“血浓于水”的宗族情感去看待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的政治选择。但在新加坡自己看来，它只是在做最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事。让国民安居乐业，闷声发大财，这比什么“同宗同源”的虚名都实在。 聊完了新加坡，咱再掉头看看把它“踢”出去的马来西亚，更有意思的事儿来了。 当年，马来西亚就是因为嫌华人太多、华文影响力太大，才跟新加坡分家的。可兜兜转转60年过去，如今的马来西亚，反倒成了中国以外，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完整中文教育体系的国家。 这是不是很讽刺？ 在马来西亚，有超过1300所华文小学、60多所被称为“独中”的华文独立中学，还有好几所由华人社会自己出钱出力创办的大学学院。这些学校，用的都是华语教材，教的是唐诗宋词，传承的是最纯粹的中华文化。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毕业生，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汉字写得比很多国内的年轻人还漂亮。 这是怎么做到的？答案是两个字：抗争。 当年被“踢”出去的新加坡华人，选择了融入和妥协，用淡化自身文化属性的方式换取生存空间。而留在马来西亚的华人，没有别的选择，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少（目前约占总人口23%），但在“马来人优先”的国策下，始终处于一种守势。 为了不让自己的文化被同化、被边缘化，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迸发出了惊人的凝聚力。从最有钱的富商到最普通的菜农，一代又一代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硬是靠着民间的力量，把华文教育的火种给保了下来。每一次政府试图修改教育法案、削弱华文教育地位，都会引发华人社会大规模的、持续的抗议和博弈。 他们把学华语、办华校，看作是民族的根，是最后的文化堡垒。 于是，就出现了今天这个奇特的局面： 一个华人占绝对多数的国家，为了国家生存，主动选择用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并刻意与中华文化保持距离。 另一个以马来人为主导、甚至曾经激烈排斥华人的国家，却在华人自身的顽强坚守下，阴差阳错地成了海外中华文化的“活化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