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0年，英国向澳洲发配囚犯，澳方接到时，船上仅有的226名女囚多数挺着大肚子，追问之下，才知这趟近10个月的航程里，她们早已在生存与权力的夹缝中，被迫走上了一条特殊的“繁衍之路” 1790年6月，澳大利亚悉尼湾的码头边，英国“朱诺号”运输船刚抛锚，从船上走下来的226名女囚，近七成挺着明显的孕肚。 要知道，这趟从英国朴茨茅斯港出发的航程，足足走了9个多月，穿越了风暴频发的大西洋和印度洋，出发时这些女囚还大多身形单薄，怎么会在船上集体怀孕？ 追问船员后，一段藏在船舱里的残酷真相才被揭开：在与世隔绝的海上囚船里，女囚们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向船员的权力低头，走上了这条被逼迫的“繁衍之路”。 要理解这一切，得先看清18世纪末英国向澳洲流放囚犯的底层逻辑。当时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爆发期，工厂取代了手工作坊，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涌入城市，温饱都成了问题，偷窃面包、衣物等小额物品的犯罪率飙升。 可英国本土的监狱早就满得装不下人，之前一直把囚犯流放到北美殖民地，可1776年美国独立后，这条路线断了。英国政府急着找新的流放地，最终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澳洲。 这片1770年被库克船长“发现”的大陆，当时还只有原住民居住，被英国视为“无主之地”，成了天然的“海外监狱”。 1788年第一支流放船队抵达澳洲，建立了悉尼殖民地，而1790年的“朱诺号”，就是早期流放船队中的一艘，船上的女囚大多是因偷窃价值不到一英镑的物品被判了7年以上流放刑的底层女性，她们中最小的才14岁，最大的也不过35岁。 “朱诺号”的船舱，说是囚室，其实更像个密不透风的铁盒子。女囚们被塞进底层船舱，每人只有不到一平方米的空间，白天只能蜷缩着坐，晚上挤在一起睡觉。 船上的食物按人头分配，每天只有一小块发霉的面包和掺了海水的汤，要是遇上风暴延误航程，食物还会减半。 更要命的是卫生条件，船舱里没有通风设备，粪便、呕吐物堆积在角落，瘟疫很容易传播——之前的“斯卡伯勒号”流放船，就因为瘟疫死了近百名囚犯。 对女囚们来说，要在这样的环境里活下来，比男囚更难，她们没有体力跟船员抗争，唯一能依靠的，似乎只有船员手中的“权力”，船员能决定谁能多领一口食物，谁能到甲板上透口气，谁能避开被鞭打的惩罚。 而掌握这些权力的船员，大多是英国海军里的底层水手，有的本身就是因为犯错被派来押运囚犯的。在漫长的海上航程中，他们远离家乡，又手握对女囚的绝对控制权，很容易把这种权力变成掠夺的工具。 一开始，船员会用食物引诱女囚，比如多给一块饼干，就让女囚陪自己待一会儿；后来干脆直接威胁，要是不从，就把女囚的食物停掉，或者把她扔进装着男囚的船舱。 要知道，男囚船舱里全是因抢劫、杀人入狱的壮汉，女囚进去后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 女囚们不是没有反抗过。有记载显示，“朱诺号”出发后一个月，有3名女囚试图联合起来拒绝船员的要求，结果被船员锁在甲板下的小黑屋，三天三夜没给食物和水，最后只能屈服。 在那样的环境里，反抗的代价太大，而活下去的渴望又太强烈。有的女囚发现，只要顺从船员，就能获得稍微好点的待遇：能每天到甲板上晒晒太阳，避免感染疾病；能拿到干净点的水，不用喝掺了杂质的污水。 甚至在到达澳洲后，船员还会给她们写一封“表现良好”的推荐信，让殖民当局给她们分配稍微轻松点的活计，比如在殖民官员家里做佣人，而不是去开荒种地。 对这些走投无路的女囚来说，怀孕或许不是她们的选择，但却是她们在权力压迫下，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的一种无奈手段。 然而英国政府对这种情况其实早有察觉，却选择了默许。当时澳洲殖民地刚建立，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口不足，1788年第一支船队带来的1000多人里，大部分是男囚和士兵，女囚只有200多人，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英国政府希望通过流放女囚，让她们在澳洲“繁衍后代”，从而巩固殖民地的人口基础，毕竟只有足够的人口，才能开发澳洲的土地，为英国提供原材料。 所以即便有官员报告“囚船上存在不当行为”，英国政府也只是轻飘飘地回复“注意维持秩序”，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措施制止。说白了女囚们的苦难，在英国的殖民战略里，不过是可以被牺牲的“成本”。 这些挺着孕肚的女囚到达澳洲后，命运也没有好多少。她们大多被分配到不同的殖民点，有的继续做苦工，怀孕了也要下地开荒；有的虽然被安排做佣人，却要忍受殖民官员的打骂。 她们的孩子生下来后，很少能得到像样的照顾，很多孩子因为营养不良或疾病夭折，活下来的也大多被贴上“囚犯后代”的标签，在殖民地社会里备受歧视。 这些女囚或许不知道，她们被迫走上的“繁衍之路”，其实在英国的殖民史上并不是个例，早在17世纪英国向加勒比海流放囚犯时，就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只不过澳洲的案例因为女囚数量多、怀孕比例高，成了最受关注的一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