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与我党有血海深仇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在襄阳被捕，远在西柏坡的毛主席知道这个喜讯后，却第一时间向华野作出批示：康泽不能杀！ 这道命令，起初让不少人费解。可每一个细节背后，藏着的是战略的考量、历史的耐心，以及一个革命党对“改造人”的坚定信念。 康泽不是普通的军人。他出身黄埔，留学苏联，曾是蒋介石极为器重的亲信之一。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因学习刻苦、头脑机敏，被蒋介石一眼相中。 1927年，蒋亲自推荐他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回国后不久便被委以重任。 1932年，随着蒋介石对中共打压的升级，康泽与贺衷寒、戴笠等人筹建了“中华复兴社”一个披着文化外衣、实则行法西斯之实的秘密政治组织。 康泽不仅负责起草纲领和纪律条例，还是“复兴社”名称的提出者。 一年后，他又被任命为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总队长，着手建立一支专门渗透苏区、破坏红军根据地的武装特务队伍。 这支队伍以残酷著称，行事极端，曾在江西、福建一带制造多起血案，数以百计的地下党员和无辜民众因此遇害。 康泽也由此成为蒋介石“反共急先锋”的代表人物，与戴笠并称“康戴二公”。 1945年抗战胜利后，康泽更进一步，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进入国民党权力核心。 此时的他，已然是国民党特务系统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拥有随时面见蒋介石的特权。然而，战局的风向正在悄然转变。 1948年年初，全面内战已进入关键阶段。蒋介石急于稳住中原战场，遂任命康泽为第15绥靖区司令，驻守战略要地襄阳。这一任命虽显仓促，却足见蒋对康泽的信任。 但康泽虽工于政略，却非久经沙场之将。面对中原野战军的凌厉攻势，显得捉襟见肘。 1948年7月2日，中原野战军发起襄樊战役。王近山指挥部队采取“撇山攻城、直取西门”的战术，逐步包围襄阳。 7月15日，总攻打响；次日清晨，康泽的司令部——位于杨家祠堂的一处防空地堡被突破。 康泽被发现时，躲藏在坑道深处，钢盔歪斜，右半身被爆炸物烧伤。他没有自杀，也没有抵抗，仅是默然端坐。 随行的副司令郭勋祺亦一同被俘。当晚，电报飞向西柏坡。康泽落网的消息迅速传遍中共中央高层。 7月17日，新华社对外播报：“康泽已被俘。”消息一出，国统区震动。 国民党政工系统急忙应对，7月22日，蒋介石授意下，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对外宣称康泽“壮烈殉国”。 然而，对此，北京的反应却出人意料。毛主席在得知康泽未死且已被俘的确切消息后，立刻向中原野战军发出指示：“康泽不能杀。务必派可靠武装，加戴镣铐，押送华北。” 语气中没有情绪波动，却体现出极强的战略判断。康泽之不可杀，并非出于怜悯，而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考量。 他是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活档案”，对复兴社、别动队、军统的组织架构与运作方式了如指掌。 更重要的是，他长期担任蒋介石的机要人员，知悉其政治布局与对共政策的许多秘辛。 将其彻底改造，不仅是对敌人体系的反向瓦解，也能为未来的历史研究与宣传提供第一手材料。 押送至华北后，康泽被关押于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开始漫长的改造过程。初期，他情绪波动极大，曾一度拒绝交代问题。 但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被管理所的教育氛围所影响，开始反思过往，并动笔撰写回忆材料。 《我的特务生涯》《复兴社的缘起》等十余万字的记录，在他的笔下陆续成形。这些文字虽难掩其立场偏颇，但却为揭示国民党特务系统的运作机制提供了珍贵线索。 1963年4月9日，国务院批准第四批战犯特赦名单，康泽榜上有名。 获释后，他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继续撰写回忆文章，参与整理历史档案。1967年12月23日，康泽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去世，终年63岁。 康泽的一生，充满复杂与矛盾。他曾是革命的敌人，特务系统的发动者与操盘手；也曾在战败后选择放下武装，接受改造。 他的存在，本身就是那个时代撕裂与重构的一个缩影。毛主席“康泽不能杀”的批示，绝非单纯的宽容，而是一种政治远见的体现。 在血海深仇的背景下，仍能超越个人恩怨，着眼于未来的国家治理与历史教育，这种大气魄，值得后人深思。 更重要的是，这一选择也体现了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改造人”的理念。 在敌我矛盾极端激烈的年代，仍坚持用事实与理性去争取敌人转化，这种耐心与智慧，是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重要保障之一。 信息来源： 《康泽》——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