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周口，刘某，一个月工资只有5000多元，既要供两个孩子读书，又要还房贷，不久前还遭遇降薪。正当他为生计发愁时，年迈的母亲却将他告上法庭，要求他支付8000多元的医疗费，并每月固定给付2000元赡养费。面对双重压力，他一度无言以对。 刘某是家里的独子，没有兄弟姐妹。作为父母唯一的依靠，他从小到大都被寄予厚望。如今人到中年，肩上不仅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还有沉重的房贷。每个月到手只有5000多元的工资，刚够维持一家人的基本开销。降薪之后，生活愈发拮据。 去年的一次意外，母亲张某突发疾病，花去8000多元医疗费。康复之后，张某要求儿子偿还这笔费用。可刘某实在无力负担，当即推辞。张某一气之下，直接将刘某诉至法院，理由是刘某拒绝履行赡养义务，不仅要求承担这笔医疗费，还要求今后每月支付2000元赡养费。 庭审现场，刘某难掩委屈。他说：“每天睁开眼就是钱，孩子要学费，房贷要还，我也遭遇降薪，实在拿不出这笔钱。”但法官明确指出，根据《民法典》第1067条：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刘某具备劳动能力，每月虽只有5000多元收入，但并非完全无力支付；而其母张某年逾70岁，且身患疾病，显然属于“缺乏劳动能力、生活困难”的范畴。于是，刘某确实负有赡养母亲的法定义务。 不过，法院在审理中也考虑到刘某的实际处境。赡养费的数额不是父母想要多少就必须给多少，而是要在父母的实际需要、子女的经济能力和当地生活水平之间找到平衡。 结合周口地区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标准，以及刘某的家庭收入情况，法院酌定刘某每月支付赡养费600元，而不是母亲所要求的2000元。同时，医疗费部分则由刘某全额承担，即8000余元。宣判后，刘某点头表示接受。 刘某在庭上无奈地说：“如果我有兄弟姐妹就好了，可以一起分担。我一个人，上有老下有小，实在太难了。”他的叹息道出了不少独生子女家庭的困境。 事实上，“独生子女赡养压力”并不是个案。社会进入老龄化阶段，独生子女需要同时抚养子女、供养老人，处境尤为艰难。但与此同时，多子女家庭也并非总能分担赡养之责。 无论是独生子女，还是多子女家庭，法律都要求子女履行基本的赡养责任。 在法律分析中，有几个关键点值得强调： 第一，赡养义务是强制性法定义务。根据《民法典》，任何成年子女都必须对父母提供经济、生活与精神上的支持。这一义务不因性别、婚姻状态或个人恩怨而消减。即便是女儿，也同样承担赡养责任。 第二，数额需平衡双方情况。赡养费并不是父母“想要多少就给多少”，而是要根据父母的生活困难程度、子女的经济能力和当地消费水平来确定。法院在裁判时会综合考虑，避免既让老人缺乏基本保障，又让子女因过重负担难以维系生活。 第三，医疗费用属于刚性支出。在刘某案中，母亲的医疗费8000多元被法院要求全额由其承担。这是因为医疗开销属于直接、必要的支出，子女理应尽到支付责任。 第四，赡养责任不能互相推诿。在多子女家庭中，谁在身边，谁经济更好，谁出钱多，这些都可以协商，但无法成为拒绝赡养的借口。法律规定每个子女都有义务，只是分担方式不同。 社会层面上，这类案件折射出两个现象：一是独生子女家庭的高压困境，二是多子女家庭的责任分配矛盾。无论哪种模式，都暴露出一个共同问题：赡养并非仅仅是伦理要求，而是法律硬性规定。 同时，也提醒所有家庭：赡养父母不仅仅是金钱上的供养，还包括日常照顾和精神慰藉。法律强调的是综合性义务，而不是单一的金钱责任。 刘某的无奈、老刘家的争吵，背后折射的是社会在代际关系上的现实困境。法律在这里起到的是“最后的保障”作用，确保老人不至于因子女推诿而陷入孤苦无依。 但法律只能解决最低限度的供养问题，无法替代亲情。赡养费的判决，能给老人一口饭，却给不了一份心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