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即将调任第一副总长，准备协助杨勇工作，结果杨得志调来当总长 “1979年5月的一天凌晨，军委办公厅值班员小声嘀咕：‘张副总长的拟任电报又改了？’值班参谋摇头：‘首长们还在商量，总长人选有变。’”短短几句闲谈，透出总参高层调整的微妙气息。就在这一年，总参谋部经历了一次颇费周折的换班——杨勇原本被视为总长最佳继任者，张震也准备出任第一副总长协助他，可最终坐上总长位置的却是杨得志，三位开国上将的人生轨迹再度交织。 时间线得从更早说起。1953年夏，金城前线的冲锋号刚吹响不久，杨勇抵达志愿军司令部。他是“三杨”里最后一个踏上朝鲜土地的，却赶上了最后一场大规模阵地战。彼时20兵团已由郑维山暂代司令，防区遍布山岭与河谷，接防交替极为频繁。杨勇到任后提出“分区自卫、集中反击”的思路，十几天后打响的堵漏战斗，狠狠敲掉对手两个团的牙齿。停战签字那晚，身边参谋记下他的低语：“别急撤，分批回家，留够分量，敌人才沉住气。”这句建议直接写进了后续撤军方案，成为志愿军分批回国的原则之一。 1958年全部撤离完成。问题来了——几十位上将各有所属，杨勇与王平却暂时没有对口岗位。恰巧杨成武打算把北京军区司令的担子交出，理由是“金门炮击要紧，总参更忙”。一来一回，杨勇进京任北京军区司令，同时兼副总长，那只是挂名；真正把手伸进总参各部门，要等到1977年他专职担任第一副总长以后。这一次，他盯得最紧的是训练口，大力推广“郭福兴教学法”，练体能、练协同、练夜间行动，一度让北京近郊演习场灯火通宵。 张震在另一条轨道上前行。三野出身的他，打仗时任过粟裕的参谋长，解放后又在南京军事学院深造、办学，堪称“参谋中的老师傅”。战役计算、后勤筹划、部队调配，样样精熟。正因为这份履历，军委最初的设想是：把张震放到第一副总长的位置，让他与杨勇“政参配合”，新旧思路相互补。方案起草得很快，人事电报也拟好了，却迟迟未发。原因不复杂，两条：一是杨勇入主总参时间不长，纯参谋经历不足；二是对越自卫反击战刚结束，作战总结急需一位深谙前线、又精于参谋工作的统帅主持。 于是，另一位上将走进视野。杨得志早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大炮连起家，解放战争后期指挥过衡宝、华中南线一串大仗。1955年至1969年，他在南京、广州两大军区主政，对南方山地、丛林战颇有研究。尤其1979年春，他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对越作战的主要指挥者之一，整个战役复盘他烂熟于心。把这样一位熟悉现代条件下集团军作战、又兼顾参谋业务的人推到总长位置，符合当时总参迈向“合成化、信息化雏形”的需要。 决定公布以前，军委领导曾找杨勇做过沟通。会上没有客套话，直抒胸臆——“让老杨哥当副，我们放心，你俩互补。”杨勇点头，只说一句：“干工作，名次不重要，主次分清就行。”同席的张震轻轻笑了笑，补上一句：“总参的规矩，我懂，也服这个安排。”几句话，把潜在的职务落差化解得干干净净。 1979年7月，新任命正式生效：杨得志任总长，杨勇为第一副总长，张震与几位老参谋长并列副总长。短短三行字，却意味深长。首先，总参走向专业分工更细的阶段，作战、训练、侦察、通信等口，都要以战役体系而非单纯军区格局去统筹；其次，几位经历过抗美援朝、反击作战的上将同处一室，有利于打通经验壁垒。作战部年轻参谋反映：此前跨部门协调往往耗时数日，新班子到位后，当天能拍板的大事绝不过夜。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位将领私交并不薄。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杨勇曾是张震的直接上级；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他们又在北京军区和总参短暂共事。至于杨勇与杨得志，两人虽分属华北、华中战场，却多次在军委作战会议上碰头，性格相近，凡事先讲思路，再谈分工，没有暗地较劲的习气。某次会议散场，警卫员听到杨勇半开玩笑地说：“总长要冲锋，副总长得把弹药背好。”一句玩笑，正好说明新班子的分工逻辑。 新架构运行不到一年，一系列面向八十年代的整训规划陆续推出。例如，将前线指挥机构由传统军区—军—师串联模式，尝试调整为“方向指挥所—集群—旅”两级或两级半指挥链；再如，以对越作战暴露的问题为导向，增设合成营夜战科目，把远程炮兵、工兵、卫勤统一纳入预案。文电往来里，杨勇签字最多的是“训练”与“后勤”，杨得志重点批示“作战纲要”，而张震几乎包下“战役学资料整理”与“外军对比研究”。三人分工细，却互有交叉，保证无人缺位。 1985年百万大裁军启动，正是这套架构打下的基础。彼时杨勇已因身体原因离岗修养，杨得志与张震继续主持后续工作，依然遵循那年定下的思路：先试点，后推广，不搞一刀切。外界评价这一时期的总参“决策快，指令准，行动稳”，背后不少机制来自1979年的那次人事变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