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在以色列问题上为何不起作用 联合国在巴以问题上的“无能”，背后是谁在“拉偏架”？ 一边是废墟中的哭泣，一边是宴会上的碰杯。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巴以问题的会议再次不欢而散，只有空荡荡的座椅聆听历史的叹息。 加沙地带硝烟再起，平民伤亡数字不断攀升。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却再次陷入僵局——一项呼吁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草案因一票反对而搁浅。 这已是自10月7日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安理会在巴以问题上第四次未能通过决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罕见援引《联合国宪章》第99条，呼吁安理会避免加沙人道主义灾难，却遭到以色列方面的强烈抨击。 01 历史重演，安理会陷入“瘫痪”循环 联合国安理会似乎陷入了一种可预测的循环：巴以冲突升级、安理会紧急会议、提出决议草案、大国分歧、决议流产。这个循环已经持续了数十年。 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安理会已经通过了超过200项关于巴以问题的决议。近期的四次决议尝试却均告失败：10月16日巴西提出的草案被美国否决；10月18日美国提出的草案被中俄否决；12月8日阿联酋提出的草案再遭美国否决。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为最新否决辩护称，草案“脱离现实”且“无法推动实际目标”。但许多外交官私下表示，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已经使安理会沦为角力场，而非解决问题的平台。 02 结构性困境，五大国的“否决权”游戏 联合国系统的设计本身就包含着矛盾。《联合国宪章》给予五个二战胜利国——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和法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及否决权。这个设计初衷是维护大国一致，现实却常常导致“瘫痪”。 在巴以问题上，美国已经使用了超过40次否决权来保护以色列，其中大部分涉及定居点问题和巴勒斯坦人权利。这个数字远超其他常任理事国在任何一个议题上的否决次数。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斯蒂芬·沃尔特指出：“否决权制度意味着只要以色列享有美国的坚定支持，联合国就无法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来制约以色列的行为。” 03 权力失衡，美国为何坚定“护以”？ 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根植于多重考量。国内政治中，强大的犹太游说团体和福音派基督徒群体形成亲以联盟，对两党政治产生巨大影响。 战略上，以色列被视为美国在中东的“不沉航母”，是维护地区利益的关键盟友。军事合作方面，以色列是美国先进武器的试验场和研发伙伴，年军事援助高达38亿美元。 文化情感上，大屠杀记忆和共享的“民主价值观”加深了情感纽带。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美国几乎无条件的支持，即便这种支持常常使美国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 04 法律与道义，联合国的“道德困境” 联合国面临着深层的道德困境。一方面，国际人道法原则被公然违反：平民伤亡数字激增，医疗设施遭袭击，人道援助受阻。 另一方面，联合国的谴责机制选择性明显。根据联合国官网数据，截至2022年，以色列已经受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90多项谴责决议——超过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 这种不平衡导致以色列及其支持者指责联合国存在制度性偏见，削弱了联合国道义权威。但批评者认为，这恰恰反映了以色列行为的特殊性和严重程度。 05 平行轨道，联合国的“有限作为” 尽管安理会陷入僵局，联合国系统仍在通过其他途径发挥作用。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UNRWA）在加沙运营着800多所学校和140个健康中心，为近600万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基本服务。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了特别报告员调查巴勒斯坦领土状况，联合国大会也通过决议呼吁停火和人道主义援助。虽然这些决议不像安理会决议那样具有约束力，但它们具有重要的政治和道义影响力。 联合国还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提供紧急人道援助。在最近冲突中，这些机构成为加沙生命的支柱。 纽约联合国总部外，193面成员国旗帜在风中飘扬，但 inside the security council chamber, 权力天平早已倾斜。一位不愿具名的联合国高级外交官坦言：“不是联合国无用，而是成员国选择让它无用。” 当安理会陷入僵局，加沙的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冒险分发食品和药品，他们的车辆贴着“UN”标志，却无法保证绝对安全。 联合国没有军队，没有主权，只有《宪章》规定的道德权威和成员国赋予的政治权力。当大国利益凌驾于平民生命之上，联合国所能做的只剩下记录历史、提供援助和不断提醒：和平尚未到来，战争不是答案。 谢谢你阅读，谢谢你的转发与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