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为啥拟将女权主义列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因为苏联解体前夕，女权主义诬告成风，勒索钱财，女大学生普遍打拳，男女对立严重。其结果是结婚率、生育率直线下降，直接影响到兵员素质，导致军队系统不稳。 前段时间，俄罗斯国家杜马正在审议这一一提案。如果该提案获得通过，在俄罗斯公开倡导女权主义将被视为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刑事处罚。 近年来，俄罗斯来一直面临严峻的人口挑战，总和生育率已从1990年代2.1下降至2021年的1.5。俄政府曾推出多项鼓励生育的政策，如“母亲基金”补贴，但效果有限。与此同时，俄乌冲突加剧了人口危机，劳动力与兵源短缺问题凸显。 在此背景下，部分俄保守派将矛头指向女权主义。如果女权主义最终被列为极端主义，俄将开启一个危险的先例。但这一惊世骇俗的举措，并非孤立的法律行动，而是深植于苏联解体阵痛的历史记忆，是对西方“颜色革命”的深刻恐惧。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苏联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社会道德出现大幅度滑坡。一种畸形的现象开始滋生：部分女性利用体制对“妇女权益”的保护，通过色诱、诬告等手段勒索钱财，进而演变为权利索取和尖锐的男女对立。 魔幻的是1975年，苏联《刑法》修订竟然取消“诬告反坐”原则，导致男性必须自证清白。这个防火墙被拆除之后，虚假强奸案比例便从1975年的5%猛增至1983年的38%。1985年，因被诬告而自杀的苏联男性达到1247人，而1975年仅为89人。其结果就是婚姻信任彻底崩塌，婚前公证协议签署量增长870%。 最著名的是1980年的莫斯科“宾馆陷阱”案，女性犯罪团伙通过诬告外国游客实施勒索。其作案手法很简单，团伙成员引诱外国游客在宾馆发生关系后，随即以强奸罪威胁勒索2000美元，若对方拒绝支付，就通过司法程序施压，而外国游客大多会选择花钱消灾，息事宁人。 其直接后果就是社会信任崩塌，婚姻成为高风险选项，生育率急剧下滑。这不仅关乎人口结构，更直接触动了苏联最敏感的神经——兵员素质与国防潜力。军队系统作为国家支柱，不断向苏共中央发出警告，这说明性别问题已从社会领域上升至国家安全层面。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等保守派领导人，试图以限制女性入学率、严惩诬告等强硬手段力挽狂澜。他们的逻辑是：为了共同体的生存，必须压制破坏性的个体权利膨胀。 但这一举措却被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改革派”捕捉，并将其置于“进步与保守”、“开放与专制”的叙事框架下，将整顿行动污名化为“对无产阶级妇女解放事业的背叛”，成功将经济停滞、政治腐败的根源，巧妙地转移至“保守派反改革”的靶子上。 这场围绕性别政策的党内斗争，最终成为了苏联大厦将倾前的一场微型预演。它揭示了一个致命规律：当社会内部矛盾尖锐时，性别议题很容易被政治势力工具化，成为权力斗争的杠杆，最终加速共同体的瓦解。 当今的俄罗斯领导层，正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他们亲眼目睹了一个超级大国如何从内部被意识形态的裂痕所撕碎。苏联解体的创伤，被他们解读为一场由内部颠覆与外部干预共同导致的“地缘政治灾难”。 因此，他们的统治哲学核心便是“主权与稳定高于一切”，任何可能复制当年瓦解模式的因素，都必须被提前识别并坚决扼杀。所以，源于西方的“极端女权主义”就被他们赋予了全新而危险的内涵。 一是将其定义为“颜色革命”的先锋：西方NGO资助的女权组织，其倡导的激进个人主义、对传统家庭结构的解构、对一切权威的挑战，包括父权与国家权威，都被解读为软性武器，目的是从道德、文化和人口根基上削弱俄罗斯，使其社会原子化，丧失凝聚力。 二是将其定性为对国家生存的威胁，俄罗斯面临严重的人口危机和来自西方的战略挤压。传统的“祖国母亲”形象、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是国家维系战争潜力和文化独特性的基石。极端女权主义对生育、婚姻的负面描述与影响，被视作对国家安全和民族未来的直接攻击。 三是将其置于“传统价值观”对立面，俄政府将“传统价值观”作为立国之本，用以对抗西方自由主义霸权。东正教倡导的家庭观念、男女性别角色分工，被提升到文明认同高度。极端女权主义则被塑造为这一价值体系的头号敌人，对其进行“极端主义”定性。 帝国的崩溃，往往始于家庭内部的瓦解。俄罗斯这一举措绝非一时兴起，而是一场基于苏联血色历史教训的捍卫行动。它是后苏联时代创伤应激反应的产物，是面对西方围堵时构建“堡垒意识”的一部分，也是一场旨在永久巩固传统价值与国家权威的话语战争！ 这场话语战争的本质，就是用传统价值当盾牌，把国家权威铸造成坚不可摧的铁塔。拆屋先拆梁，亡国先亡娘！历史又一次证明，当帝国感到恐惧时，第一个被锁进保险箱的，永远是“失控的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