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迈向发达国家，必须向日本和韩国学习，先成为消费大国。”在天津论坛上，经济学家金刻羽呼吁推动全民消费，并拿日韩作榜样，她指出，虽然我们科技实力强、人工智能发展快，但只靠生产和出口无法实现真正富裕，只有依靠像日韩一样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才能成功。大家觉得她的观点靠谱吗？ 金刻羽在演讲中列举了一组对比数据：日本在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韩国在相同发展阶段，家庭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也稳定在50%以上。 反观中国，尽管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但最终消费率长期徘徊在55%左右，与发达国家普遍70%以上的水平存在明显差距。这种"生产强、消费弱"的格局，让中国经济始终像踩着高跷前行——看似步幅很大，根基却不够扎实。 问题的根源或许藏在发展路径的选择中。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通过"世界工厂"模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但这种模式也悄然塑造了独特的经济结构：企业更习惯于通过扩大产能获取利润，地方政府更倾向于用投资拉动GDP，普通家庭则将大量收入转化为储蓄。 金刻羽特别提到一个现象：中国居民储蓄率长期保持在40%以上，是欧美国家的两到三倍。这种"高储蓄、低消费"的特征，在应对突发风险时固然是优势，却也导致内需市场始终无法充分释放。 日韩的经验或许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通过"收入倍增计划"将国民收入提升与消费升级紧密绑定，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韩国则在九十年代通过金融开放和信贷体系完善，让中产阶级有能力提前消费住房、教育等服务。 这两个国家都证明，当人均收入跨过某个临界点后，政策引导下的消费观念转变能带来乘数效应——每增加1元消费支出，可能带动产业链上3元甚至更多的价值创造。 但照搬日韩模式显然存在风险。中国14亿人口的体量是日韩总和的5倍多，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也远高于这两个邻国。金刻羽在演讲中也承认，推动全民消费需要解决三个关键问题：如何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怎样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降低预防性储蓄？如何构建适应消费升级的供给体系？她特别强调，不能简单通过发放消费券或鼓励信贷来实现短期刺激，而要着眼于中长期的制度设计。 观察当前经济数据，确实能发现一些积极变化。2023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2.5%，服务消费占比超过45%，这些指标都显示出内需市场的潜力。 但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增长放缓、青年失业率波动、房地产市场调整等因素，又在制约着消费能力的释放。如何在稳增长与促消费之间找到平衡点，成为政策制定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金刻羽的呼吁本质上是在探讨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国经济的下一程究竟该往哪里走？是继续沿着"投资-出口"的老路加速奔跑，还是转向"消费-创新"的新赛道？ 这个选择不仅关乎经济数据的增减，更决定着14亿人能否共享发展成果。当我们在谈论消费驱动时，真正需要思考的或许是如何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在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获得感。 这场讨论仍在继续。有人认为消费升级是水到渠成的过程，不必刻意推动；也有人担心过度刺激消费会导致债务风险积聚。但无论如何，当一位经济学家在公开场合提出"学日韩做消费大国"的建议时，至少说明中国经济的转型已经到了必须直面深层矛盾的阶段。 那么，您觉得这条路真的走得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