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年过六旬左宗棠奏请辞去陕甘总督，并进京参加当年的会试。朝廷哭笑不得，左宗棠已经是封疆大吏，为何还要回过头来参加科举？ 1832年，二十岁的左宗棠考中举人，但之后的“科举之路”很不顺遂。此后，左宗棠三次千里迢迢赶赴京城参加会试，每次都名落孙山。 1838年，第三次落榜的消息传来，性格刚烈的左宗棠一气之下，回到湖南乡下过上了耕田读书的生活。 在当时，举人虽有做官的资格，却很难获得重要职位；而进士则是 “天子门生”，殿试结束后，即便成绩最差，也能被授予主事、知县等官职，成绩优异者还能进入翰林院，从此开启平步青云的仕途。 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等晚清重臣，都是进士出身，唯独左宗棠始终顶着 “举人” 的头衔，在士大夫群体中显得格格不入，成了众人眼中的 “特例”。 当年，左宗棠以幕僚身份辅佐湖南巡抚骆秉章，和总兵樊燮发生冲突，樊燮讥笑他只是个“举人”，惹得左宗棠暴跳如雷，出手殴打樊燮。 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左宗棠险些因此丢了性命。虽然后来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以 “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为由，极力为左宗棠作保，连权臣肃顺也出面说情，这才保住了左宗棠的性命。 即便后来左宗棠官运亨通，职位越来越高，但一直对自己没有“进士”身份而耿耿于怀。 李鸿章就常常拿左宗棠的功名说事，曾在公开场合讽刺道：“左季高即便百年之后，也与‘文’字无缘。” 李鸿章倒也没有乱说，在当时大臣的谥号中若想带有 “文” 字，得有大学士之类的相应头衔，而担任大学士的官员，几乎都要求是进士出身。在朝堂之上，翰林院的编修们也常常在私下里议论，认为左宗棠是 “半路出家”。 有一次，左宗棠与幕僚们聊天，感慨道：“我唯独缺少一个进士功名。要是能有机会走进考场，哪怕只考个最后一名，我也心满意足了。” 幕僚们连忙劝慰：“大人您的爵位和功绩，比十个进士都要珍贵啊！” 可左宗棠却摇了摇头，一副怅然的样子。 1874年，左宗棠给朝廷上了一道 “辞官赶考” 奏折，表面上看是左宗棠为了圆自己的科举梦，做出的 “任性” 之举，实际上却蕴含着深层次的政治考量。 当时的清廷，正围绕 “塞防” 与 “海防” 展开激烈争论：李鸿章认为新疆地处偏远，收复难度大，主张放弃新疆，将有限的财力集中起来建设海军，加强海防；而左宗棠则坚决反对，他认为 “新疆若失，国之塞防无存”，力主出兵西征，收复新疆。 可当时清朝国库空虚，财政紧张，再加上李鸿章掌控着部分军权和财权，左宗棠的西征计划处处受到制约，推进异常艰难。 就在左宗棠一筹莫展之际，有幕僚给他出了个主意：“大人不妨以退为进，上奏朝廷请求辞去总督之职，进京参加会试，看看朝廷的态度如何。” 左宗棠听完，眼前一亮，当即拍案叫好。这一招可谓一举两得， 既能借机表达自己对进士功名的渴望，解开多年的心结，又能逼迫朝廷在 “塞防” 与 “海防” 之争中表明立场。 如果朝廷不准许左宗棠辞官，就必须给出合理的解释，变相支持他的西征计划；要是朝廷准许他辞官赶考，一个62岁的封疆大吏去参加会试，本身就是一件荒唐事，只会让世人看科举的僵化与不合理。 慈禧太后心思缜密，一眼就看穿了左宗棠的心思，对大臣们说：“左宗棠这个人，性子执拗，认死理。他表面上是想要进士功名，实则是想争一口气，更想得到朝廷对西征的支持。” 朝堂上的大臣们也都心知肚明：如果真让左宗棠进入考场参加会试，一旦考中，难免会有人质疑考试不公，涉嫌舞弊；要是考不中，不仅左宗棠颜面无光，朝廷也会跟着丢面子。 如此看来，只有 “特赐功名” 这一办法最为稳妥，既能满足左宗棠的心愿，又能维护朝廷的体面，还能让他安心主持西北军务。 没过多久，一道加急的圣旨便从京城送到了兰州的总督府，圣旨中写道：“特赐左宗棠同进士出身，晋东阁大学士，西北军务不必议奏。” 当时，左宗棠正在军营中视察士兵操练，听闻圣旨到来，连忙停下手中的事务，恭敬地接过圣旨。当他看到 “特赐同进士出身” 这几个字时，先是愣了一下，随后激动得热泪盈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