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会悟是中共一大唯一女见证人，没有她党史可能被改写。 你可能不知道，这位传奇女性打小就透着股敢闯的劲儿。1898年出生在浙江乌镇，自幼跟着父亲接受新式教育，16岁就接了父亲的班，办起了女子私塾。 她在私塾里拼命宣传妇女解放，反对缠足、提倡婚姻自由，这下可惹恼了当地的保守派。那些人处处刁难，私塾没法再办下去，只能被迫停办，可她心里的火苗压根没灭。 18岁那年，她第一次读到《新青年》，里面的妇女解放思想一下子撞进了她心里。她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才觉得，妇女解放不是空想，是真能做到的事。 五四运动后，她干脆跑到上海，一头扎进妇女解放运动，加入了中华女界联合会，还成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也就是在上海，她结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两人因共同的信仰结为革命伴侣，作为李达的妻子，这份特殊的联结也为她参与中共一大埋下了关键伏笔。 1921年7月，一大要在上海召开，负责筹备的李达深知后勤和安全关乎会议成败，思来想去，最信任的人就是自己的妻子王会悟，直接把这重担交给了她。她脑子特别活，立马联系博文女校，以“北京大学师生暑假旅行团”的名义，把毛泽东等代表的住宿安排得妥妥帖帖，连日常的饮食起居都考虑到了，就怕代表们分心。 开会地点选在李汉俊哥哥家，起初一切顺利，可7月30号晚上突然出了岔子。一个穿长袍的陌生男人没敲门就闯进来，扫了一圈会场又说走错了门，王会悟瞬间警觉，没等对方走远就赶紧向李达和马林汇报。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经验足，一听就知道不对劲，当即让大家分散撤离。果然，才过15分钟，法国巡捕就带着翻译包围了会场，翻箱倒柜搜查，幸亏大家撤得及时，没留下半点和会议相关的线索，这其中王会悟的警觉起了关键作用。 会议被迫中断，代表们躲在不同地方，急得团团转，去哪儿接着开才既能保密又安全？就在众人没头绪的时候，王会悟突然开口，说自己老家嘉兴南湖水面开阔，船只分散，租条画舫在湖上开，绝对没人会怀疑，作为李达的妻子，她也想帮丈夫和同志们把这件大事办成。 大家一致同意这个主意，王会悟没耽误，当天就赶去嘉兴打前站。先在鸳湖旅馆订好房间，让代表们到了能先落脚，再特意挑了条宽敞的画舫，还提前和船家说好行程，特意选了湖心岛附近的僻静水面，就怕遇到巡逻的人。 代表们到了嘉兴以后，她早把一切安排得明明白白。画舫中舱摆上八仙桌，桌上除了会议要用的文件，还特意放了副麻将牌，要是遇到人盘问，就说大家是来湖上游玩打牌的。她自己则扮成普通船娘坐在船头放哨，眼睛一直盯着周围的船只。 她还提前和代表们约好暗号，要是有可疑船只靠近，她就先哼江南小调提醒，再轻轻敲几下船板，让大家赶紧把文件藏好，换成打麻将的样子。就靠这细致的安排和暗号，代表们安安稳稳开完了会，顺利通过了党的纲领，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更难得的是，她一生都没正式入党，却以李达妻子的身份、以党外革命者的姿态，干了无数革命实事。1921年底，她创办了中共最早的妇女刊物《妇女声》，在刊物里大胆喊出男女同工同酬的口号，为妇女解放摇旗呐喊；后来还协助李达办了上海平民女校，培养出一批懂革命、敢斗争的女性力量。 1922年中共二大召开，地点直接选在了她和李达上海的家里，她再次主动扛起安全保卫的重任，会前检查家里的每一个角落，会中在外围巡视，确保会议顺利进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形势变得危险，她化名王啸鸥，和李达一起躲在书店里，深夜帮李达校订《社会学大纲》，还想法子把这本书伪装成佛经，安全送到延安。 毛泽东后来读到这本《社会学大纲》，反复批注了很多内容，还在给李达的信里特意提到他们夫妇，称赞两人是“真正的人”，这其中也藏着对王会悟默默付出的认可。新中国成立后，她没停下为妇女权益奔忙的脚步，还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起草工作，继续践行着年轻时的信仰。 可惜的是，过去很多历史叙事里，总容易忽略这种“幕后功臣”，尤其是像王会悟这样，既不是会议代表，又没担任过重要职务，只以“李达妻子”身份被简单提及的女性。可没人能否认，没有她的警觉、智慧和细致安排，中共一大能否顺利召开、能否完成建党大业，都是未知数。 这种隐藏在历史缝隙里的女性力量，太该被好好记住了。她用一辈子证明，信仰从不在身份高低，也不在是否有正式头衔，而在和李达并肩前行时的坚定，在为革命办实事的执着里。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