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中国人不知道的是：印度除了极少数高知人士，其他包括印度高层精英，下至普通的国民大众，打心眼里是瞧不起中国，并对中国具有心理优势的，在印度的教科书里，佛教的东传被描绘成“印度文化对亚洲的征服”，而《西游记》则成了“中国人来印度取经的例子”，强调的是“印度是老师，中国是学生”。 在印度的教材叙事中，佛教向外传播的历史常被塑造为“印度文化对亚洲的成功征服”。 玄奘历时十余年、跋涉万里的苦行求法，被简化为一个次要情节，其形象近乎一位前来“朝拜印度文化”的虔诚信徒。 《西游记》这一充满中国文化想象力的作品，在其解读中也被纳入“中国人为求取印度真经”的叙事框架。唐僧师徒所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被诠释为一种“对印度文化的顶礼膜拜”。 这种叙事逻辑令人深思，试想，若将中国的四大发明也归因于“受印度启发”，国人将作何感想？ 这种文化上的“老师”心态，其实是有历史基础的，古印度的确是佛教的发源地，阿拉伯数字的“原产地”，瑜伽的祖宗。 可惜，佛教在印度本土早已“查无此人”，现在街头巷尾信佛的人只剩下个位数；数字的故事更复杂，早已被波斯、阿拉伯、欧洲倒腾得面目全非；瑜伽虽然挂着印度产地标签，全球70%的利润都进了欧美健身房。 可这些事实，并没有妨碍印度人把“我们才是亚洲文化中心”这顶帽子戴得稳稳当当。 讲到中国科技成就，印度媒体的“酸劲儿”就更明显了，中国航天发射成功，马上有人质疑“是不是偷了俄罗斯的技术”。 高铁时速突破350公里，评价总绕不开“廉价模仿日本新干线”；甚至中国企业帮着印度造地铁，也有人吐槽“面子工程，拿中国贷款买的”。 这些评论说出来，像极了小学生考试没考好，非要说别人抄了答案，其实印度人心里明白，这些年中国的变化，早已不是他们当年印象里的模样。 再说到佛教东传，玄奘当年十七年西行，九死一生，带回六百多部佛经，靠的是命悬一线的坚持。 可在印度课本里，这段历史变成了“印度文化输出亚洲”的范例，玄奘的苦难和中国的努力被一笔带过，只剩下“印度是老师，中国是学生”的大框架。 这种“东风西渐”的故事，怎么就成了“文化征服”的自我陶醉呢？这其实反映了一种深藏在印度社会各个层面的心理：我们才是文化高地，其他都是学徒。 更有意思的是，印度人对瑜伽的自豪，瑜伽确实起源于印度，没错，但今天的瑜伽产业，70%的市场被欧美公司挖走，印度本地的瑜伽馆倒像是跳“广场舞”，跟想象中的禅定冥想差着十万八千里。 可即便如此，印度人还是喜欢把瑜伽当作“输出软实力”的代表，仿佛全世界都在追捧他们的文化。 阿拉伯数字的故事也类似，明明传播路径比恒河还绕，印度自己都快忘了怎么用梵文写数字，却依然对“数字来源国”这事津津乐道。 其实这些心理，不是一天两天的，历史的优越感、现实的焦虑，再加上国际战略的需要，三者搅和在一起，才有了今天印度人对中国那种“既要又要”的矛盾情绪。 对于中国从制造业到高科技的突飞猛进，印度媒体和精英总喜欢挑刺，哪怕是在别人家地铁上坐着，也要说一句“这是中国给我们造的，但我们才是文化老师”。 在这种氛围下，就算是中印之间的普通交流，在印度人心里也总有点“上对下”的味道。 你以为两国合作是平等互利，印度人却觉得你是来“请教”的，可惜现实摆在眼前，佛教在印度早就成了“历史名词”，阿拉伯数字的故事越来越远，瑜伽的荣光大多成了别人的生意。 印度社会却依然愿意坚守“输出者”的角色，哪怕只是“精神胜利法”，站在中国的角度看，这种“老师学生论”其实没什么可较真的。 历史本来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谁也不是永远的主角，中国这些年靠科技和产业一步步走到世界前列，靠的不是“模仿”，而是真刀真枪的努力。 玄奘取经的故事，本来就是中国人自己的苦难史和奋斗史，印度人愿意怎么看，是他们的事，我们只要把自己的路走好，让别人没话说，就是最大的底气。 当然，中国和印度作为亚洲两大文明古国，注定要在未来很长时间里互相打量、互相较劲。 印度人的优越感也许一时难以消散，但中国的自信却是实打实的，国际舞台上谁更有话语权，不是靠喊口号，也不是靠“碰瓷”历史，而是要看谁的路子更硬，谁的步子更稳。 时代变了，故事也得跟着变，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曾经的中国，印度要想继续当“老师”，恐怕得先补补课。 历史不会因为谁的自我陶醉而改变，现实也不会因为谁的话多就逆转，该做的事情，还是得踏踏实实地去做，谁是老师，谁是学生，走着瞧。 世界怎么变，看得还是脚下的路和身后的影，嘴上说得再多，都不如做得实在，谁能写下新时代的东传西进故事，不靠吹牛，全看手里的本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