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军跨军区对调，他不同意，要求调整方案，叶帅：军委决定了！ “1975年初，南京军区机关一间小会客室里——’廖政委，1军真要换到南京？’参谋长压低声音，话音里透着担忧。” 那一年，“文化大革命”尾声尚未落幕，部队承受的派性余波仍在起伏。中央军委决定对若干军区所属部队实行机动作战背景下的对调，武汉军区的1军与南京军区的20军榜上有名。命令一经下达，多个电话接连打到南京：新到任的军区政委廖汉生当场摇头。 外界只看到“不同意”三个字，却少有人留心当时的历史气压——地方与军队组织关系混杂，个别部队几乎被地方派性势力“捆绑”。中央既要稳住江南，也要为将来的全面调整做准备，换防成了最快捷的办法。 南京军区辖区内的江苏、浙江在运动中热度很高，军队介入地方政务频繁。20军1970年奉命支左，军长、政委一度同时担任浙江省主要领导，政委更是兼任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时间长了，部队与地方的界限被模糊，谁指挥谁说了算，说不清。 与此同时，四人帮对20军的关注明显超出常规。一个干部的任免、一篇大会发言稿，甚至一次代表名额，都要层层报批。军区司令部多次派工作组前往杭州，最终却只能带回一句“再研究”。这种局面若放任继续，战斗力与纯洁性都可能被拖垮。 廖汉生到南京报到不过半个月，已感受到周边空气里那种微妙的紧绷。他深知1军的来历——红二方面军的嫡系，解放战争时隶属西北野战军，番号为第一纵队，自己曾在该纵队担任政委，与贺龙、肖华并肩多年。要是这支老部队直接进驻南京，外界极易解读为“山头合并”。派性横行的年代，哪怕是一丁点误会，也可能演变成肉眼看不见的漩涡。 于是廖汉生郑重其事地向军委提出：“能不能改成与沈阳军区的23军对调？20军、23军同属三野系统，渊源更近，磨合或许容易。”他把理由写进报告，格式严谨，语气克制。然而，文件到达北京后，仅过两天便退回，批示只有六个字——“军委决定，不改”。署名：叶剑英。 叶帅的态度鲜明，一方面肯定廖汉生出于肃清派性的良苦用心，另一方面中央已形成共识：20军必须脱离浙江，换一块“干净地”重新立规矩；1军政治背景清晰、未与江南派系纠缠，是南京军区的最佳“灭火器”。23军虽与20军同宗同源，正因为“太近”，换防效果反而难以保证。 不得不说，军委的操作划分得相当细致。20军开拔河南后，所处区域既能远离四人帮视线，又有利于中原战区未来合练。1军南下，则可迅速补位浙江沿海防务体系，保持东海正面的压力与震慑。 武汉军区方面，政委王平多年后在回忆录里感叹：20军初到河南，干部思想包袱沉重，表扬不得，批评更不得。连队里有防化连被点名是某关键人物的“联络点”，连队领导人事稍有风吹草动，就有人越级上书中央，“王平同志路过连部却不进门”，也能被写进长篇报告。由此可见，当年中央对调方案的谨慎并非空穴来风。 反观1军进入南京军区后，县团级以下很快推行了“背对背民主评议”，为高层调整赢得时间。浙江沿海出现台风灾情，1军赶赴受灾地区，军纪严明、动作麻利，地方干部暗地松了口气：“新兵老兵一个样，没给谁打招呼就自己干活。”局面逐步稳定，南京军区党委内部的派性讨论声明显降温。 有人好奇，廖汉生是否介怀自己的意见被否定。事实表明，他在军委定调之后迅速放下执念，先后五次深入20军驻地，帮助新班子厘清关系；与此同时，他叮嘱1军领导班子：“到了浙江，少打招呼，多打井。”这句俏皮话背后，是老政委对派性危害的警觉。 两年之后，中越边境告急，武汉军区奉命抽调部队向南集结。紧要关头，20军作战指挥一切顺畅，再无早年那种“谁说了都不算”的情形。军委作战值班室在作战电报的批注里写道：“整编成效，已现于行。”短短十六字，算是对当年跨军区对调成败的直接注解。 纵观整个调防过程，中央用一记“对调”拆开了沾染派性的锁链，又用时间检验了裁决的合理性。廖汉生的顾虑并非多余，叶帅的坚持也绝非武断，两条线交汇处映出的，是那个时代治军之难与决断之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