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晚年在接受日本采访时，罕见地流露出对吴石案的复杂情感。他坦言："吴石案是我一辈子最重的包袱"，并承认在审讯过程中"低估了他的意志力"。当被问及是否后悔时，他沉默良久后说："干这一行就是押大小，输家没资格抱怨。" 2000年初，台北一间老旧公寓里，90岁的谷正文面对日本NHK记者的镜头，指尖无意识摩挲着茶杯边缘。 当被问起1950年的吴石案，这位曾被叫做“活阎王”的老人突然沉默，良久才吐出一句：“那是我一辈子最重的包袱”。 谷正文能在军统站稳脚跟，靠的是戴笠日记里那句“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 郭同震是他的原名，后来靠着背叛与狠劲，一路成了毛人凤都佩服的“狠角色”。 1949年国民党退到台湾，他当上保密局侦防组长，盯上了刚升任参谋次长的吴石。 那时的吴石手握台湾防务核心机密，却在挚友何遂因身份暴露撤离后，主动接上了与地下组织的联系。 没人逼他这么做，他小儿子吴健成手里的印章刻着他当时的家信内容：“吾之选择，非为党派，实为苍生”。 为抓吴石，谷正文织了张密不透风的网。 吴石的女儿被特务紧盯，司机小钱收了钱成了眼线，副官聂曦被女特务黎晴用“英雄救美”套牢，为了让戏逼真，谷正文还让人打伤了无辜路人。 连传递情报的三荣行也被他安插奸细，为取信店主，他甚至牺牲了自己的手下当替罪羊。 1950年1月，吴石让副官聂曦转交情报给联络员朱枫，刚交接就被谷正文带着人堵个正着。 审讯时，谷正文最擅长打心理战，一边用酷刑折磨，一边拿家人要挟，可吴石从头到尾只有八个字：“问心无愧，绝不低头”。 吴石有高血压，酷刑之下，左眼很快永久失明，皮肤布满紫痕，腿肿得走不了路，却从没松过口。 后来谷正文才知道，吴石压根不是共产党员，他做的这一切，全凭内心的使命感。 他曾问过另一个被捕的地下党员谢士炎为何不怕死，对方的回答让他记了一辈子：“相比千万中华儿女的命，我的命又算什么呢？”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的枪声带走了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四位英雄的生命。 在就义前，吴石神情自若，从容不迫。 吴石案此后成了谷正文的心病，他晚年住在和平东路的房子里，装了几十处机关，连马桶盖里都藏着刀片。 邻居常听见他半夜惊醒喊“吴石来了”，医生说他是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 他曾想写本《吴石案补遗》，最终只在三页纸上留下一行字：“我输了，输在太相信眼睛”。 他看得见监控里的行踪，看得见刑具下的伤痕，却看不见吴石心里那股超越功利的信仰力量。 2007年谷正文去世时，只有养女在死亡记录上签字，而吴石牺牲那天的场景，却永远留在了历史里。 谷正文在采访里曾说“干这一行就是押大小”，结果自然是他输了，他押的是功名利禄，吴石押的是家国苍生。
人在旅途
对当今台独份子我恨不得炸平台湾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