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夏，行刑后的马场町刑场，一具具遗体已经开始腐烂。2个青年偷偷过来，在尸堆中寻找，终于找到了已经肿胀变形的遗体，抬到火葬场。秘密火化后，骨灰被送到一女青年处，女青年选择跳海运回骨灰盒。 上世纪50年代初的台湾，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蒋介石集团败退台湾后，掀起了清除“共谍”的运动，台北街头弥漫着不安的气息。马场町刑场成为这段历史最残酷的见证。 新店溪畔的这片河堤地带，枪声几乎每天都会响起。 据资料统计，仅1950至1954年间，在这里被处决的多达3000-4000人。整个戒严时期，台湾军事法庭审理的政治案件近3万件，约14万人无辜受难。 陈宝仓将军与吴石、朱谌之、聂曦等四位隐蔽战线的英雄，于1950年6月10日下午在这里同时就义。临刑前，陈宝仓从容写下遗书：“弟已被判死刑，请转知家属，死后即用火葬。” 字迹工整，语气平静，仿佛在交代一件寻常事。陈宝仓牺牲后，他的家人远在香港，听闻噩耗悲痛欲绝。 但当时台湾的政治高压，让任何人都不敢轻举妄动为他收尸。 关键时刻，两个普通的年轻人挺身而出。 唐辉麟和陈克敏，他们是陈宝仓妻子通过教会关系联系到的教友。尽管与陈宝仓素未谋面，但出于对英雄的敬佩和教友的托付，他们决定冒险一试。 盛夏的刑场，尸体已开始腐烂发臭。两人强忍悲痛和恐惧，在尸堆中仔细辨认。 最终，他们凭着陈宝仓生前穿着的衣服和身上的旧伤特征，找到了已肿胀变形的遗体。唐辉麟塞给火葬场工人600元钱，才得以秘密火化。 获得骨灰只是第一步，如何将骨灰送回大陆家人手中又是一道难关。这个任务落在了一位年轻女孩的肩上。陈禹方抱着父亲的骨灰盒哭成泪人。 但骨灰盒留在台湾极其危险，一旦被发现必将被毁。她找到同学殷晓霞，跪求她帮忙将骨灰带回大陆。出于对陈宝仓的敬仰，殷晓霞冒着生命危险答应了。 1950年7月，殷晓霞带着藏有骨灰盒的行李箱登上去香港的船只。快到港口时，她发现港英警察正在严密搜查。 没有入港证的她，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换上泳衣，将骨灰盒紧紧绑在胸前，纵身跳入大海。不知道游了多久，殷晓霞终于气喘吁吁地到达岸边。 当她将骨灰盒交给接头人时，骨灰盒还是湿的——里面有海水，也有她的汗水和泪水。 陈宝仓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抗战期间在淞沪、武汉、昆仑关等战场立下汗马功劳。1937年他率工兵在昆山坚守前线百余天；1938年参与武汉会战；1940年在靖西指挥所顶住日军多次进攻。 然而，亲眼目睹国民党的腐败让他逐渐失望。在山东任职时，他看到军队抢粮、官商勾结，而百姓却在挨饿。 一次，他将三万斤地瓜干“弄丢”实则送给了解放区部队。此事被告发后，蒋介石将他免职，从此他对国民党彻底失望。 1949年，他主动要求赴台从事地下工作，带全家到台湾掩护身份。他在台担任“国防部”中将参议，搜集台湾各防区的兵力部署、防御工事等情报，亲手整理成表格交给吴石。 1950年初，因蔡孝乾叛变，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吴石被捕后，国民党在其家中发现了陈宝仓手写的情报，陈宝仓随之被捕。在狱中，他遭受酷刑却始终没有供出任何人。 陈宝仓壮烈牺牲后，于1952年，毛主席亲自签署烈士证书，以庄重的方式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如今，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陈宝仓的塑像与其他三位烈士并肩而立，面朝台湾方向。更多的无名英雄至今仍不为人知。 2013年建成的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花岗岩墙壁上刻着846位烈士的英名，还有许多留白，以便随时增加新发现的英烈名字。 自1993年六张犁墓区被发现后，每年清明，都会有来自两岸的受难者家属、政治迫害幸存者等前来祭奠。 他们在“人民忠魂”纪念碑前默哀，唱响《安息歌》，表达对受难者的尊重与缅怀。 “人死，精神不死”——这是另一位在马场町牺牲的陈仪将军临刑前的呐喊，也代表了所有为祖国统一献身者的信念。 参考资料：陈宝仓：从旧式军官到革命烈士——中国军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