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钱学森在中关村大街散步时，碰到一个乞丐向他乞讨。当钱学森仔细一瞧，却大惊失色，乞丐居然是自己的老师。被认出来后，乞丐却挥着手，让钱学森不要理他，离他远远的。 2024年清明，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生们捧着新印的《叶企孙年谱》，在校园西北角的铜像前驻足。铜像底座上，不知是谁放了枚褪色的黄铜校徽，校徽背面刻着“1929”。 那是钱学森考入清华的年份，也是叶企孙力排众议，把这个体检不合格却物理满分的少年，拉进科学殿堂的开始。 没人知道，这枚校徽的样式，和1972年中关村街头，叶企孙别在破衣上的那枚，一模一样。 1972年深秋的北京，粮票还是硬通货。钱学森刚结束“两弹一星”的阶段性汇报，饭后沿着中关村大街散步，想找家供销社买包茶叶。路过一家修鞋摊时，衣角突然被轻轻扯住。 他低头，先看见一只布满裂口的手：指节肿大，虎口处有道浅疤（后来才想起，那是1930年带学生做电磁实验时，被短路的电线烫伤的），指甲缝里嵌着泥，却小心翼翼捏着半块干硬的馒头。 “行行好……”声音细得像蚊子叫，可当钱学森抬眼，整个人像被冻住——那张脸虽被污垢和皱纹盖着，可眉骨间的弧度、鼻梁上残留的眼镜压痕，分明是他在清华时敬若父亲的叶企孙先生。 没等他喊出“先生”，叶企孙突然像被烫到一样往后缩，浑浊的眼睛里炸开惊恐，猛地挥手推他：“走！快躲开！别沾着我！” 那时的叶企孙，刚从监狱出来没多久。1968年冬天，70岁的他为替学生熊大缜伸冤，揣着熊大缜1938年“科学救国”的申请书，在教育部门口冻了三天。 有人劝他“别管闲事”，他却说“我是老师，不能看着学生蒙冤”。结果被按上“国民党中统特务嫌疑犯”的帽子，抄家时连他珍藏的外文期刊都被撕了，批斗会上，他被按着头跪在碎玻璃上，却始终没说一句熊大缜的坏话。 钱学森太清楚叶企孙对自己的恩。1929年他报考清华，体检时因肺功能弱被刷下来，是叶企孙拿着他的物理试卷找到校领导：“这孩子的天赋，十年难遇。” 破格录取后，叶企孙常留他在办公室补课，把自己从美国带回来的怀表拆给他看，教他“物理要动手才懂”； 1935年他要去美国留学，叶企孙连夜写了三封推荐信，还塞给他一个布包，里面是自己攒的20美元和一本笔记：“笔记里是国内最新的研究，别跟丢了。” 在美国的十年，叶企孙定期寄学术期刊，信封上总写着“盼君早归，为国效力”。 那天偶遇后，钱学森不敢公开探望——他知道叶企孙怕连累自己。只能悄悄托清华的老校工王师傅，给叶企孙送棉衣和粮票。 王师傅后来回忆，每次送东西，叶企孙都要躲在树后看半小时，确认没人跟踪才敢拿，还总说“别告诉钱先生，别耽误他的事”。 有次王师傅看见他把棉衣里的棉絮拆出来，缝进更破的单衣里，问他为啥，他说“这棉衣太新，怕被人盯上，给孩子们惹麻烦”。 1975年，叶企孙的隔离审查终于解除，钱伟长、周培源带着奶粉去看他，发现他住在北大一间8平米的小屋里，墙上贴着手绘的清华二校门。 他记不清具体样子了，改了又画，纸上全是橡皮擦的痕迹。1977年1月13日，北京零下15度，叶企孙躺在病床上，手抓着床单反复念叨“回清华”，直到呼吸停止，那顶莫须有的罪名还没摘掉。 他的葬礼只有七位老学生敢来，有人偷偷带了朵白菊，放在他常穿的旧中山装口袋里。 他的骨灰在八宝山存了37年，直到2013年，127名海内外学者联名呼吁，才终于送回上海福寿园。 同年，清华园里立起他的铜像，铜像手里拿着一本翻开的书，书页上刻着他当年对学生说的话：“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现在每天都有学生在铜像前放笔记本，有人写“叶先生，今天物理考了95分”，有人画小小的校徽贴在底座上。 2024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开了门《叶企孙与中国近代科学》的选修课，第一节课上，老师播放了一段修复的录音。 那是1952年叶企孙在清华的讲课声，温和却有力：“你们要记住，读书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让国家站起来。”教室里的学生们低着头，笔记本上写满了这句话。 上海福寿园的墓碑前，常年放着清华的校徽和物理课本，每到清明，总有老人来献花，其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总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攥着一本旧笔记，笔记扉页上，是叶企孙当年的签名。 现在，叶企孙的名字早已被写入清华校史，《叶企孙文存》再版了五次，他培养的学生，早已撑起中国科学界的半壁江山。 清华铜像前的校徽换了又换，可每一枚，都刻着他当年教给学生的道理：风骨，比名利更重要；家国，比生命更重。 信源：有一次,钱学森在中关村大街散步,遇到一个乞丐向他乞讨_迅康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