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钱学森通过众多关系，在美国获得了激光陀螺的一些相关信息，送到国防科技大学，可那时人们都对这项技术知之甚少，也很少有人敢轻易尝试，这时一位任职教师决定尝试一番。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71年的秋天，钱学森通过特殊渠道从美国带回了一份珍贵的资料，只有薄薄两页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关于激光陀螺的原理和参数。 这项技术在当时被美国、苏联和法国牢牢垄断，是导弹制导和精密导航领域的核心技术，当这份资料送到国防科技大学时，整个实验室陷入了沉默。 那个年代的中国正承受着严密的技术封锁，科研设备落后，理论积累几乎为零，激光陀螺需要的镀膜精度要达到万分之一，而当时国内的水平只有千分之一，这不是一点点的差距，而是几个时代的跨越。 面对这两页看似天书般的资料，全国十几家科研单位，数百位专家都选择了回避，因为谁都明白，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这片沉寂中，一位47岁的教师站了出来，他叫高伯龙，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主攻的是理论物理和相对论，跟激光光学几乎没有直接关联。 那一年他刚被糖尿病缠上，视力开始模糊，身体也不如从前，但他看着那两页纸，想到的不是个人能力够不够，而是国家需要有人去做这件事。 高伯龙开始了漫长的攻关，他把英汉词典放在桌上，一个单词一个公式地啃，一看就是十几个小时，为了验证一个参数，他能写满几十页草稿纸，推翻了再重来，重来了再推翻。 困了就在实验台边趴一会儿，醒了接着干，就这样坚持了一年半，他终于把那两页纸看透了，还构建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写成了《环形激光讲义》，这是国内第一份系统的激光陀螺理论资料。 更难的是把理论变成实物，高伯龙没有选择照搬美国的方案，而是提出了四频差动设计，这条路连美国都曾尝试后放弃，但他经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个方案更适合中国当时的工业基础。 理论定了，接下来就是造出来，他的实验室是一间废弃的食堂改造的，连基本仪器都缺，团队成员只能自己动手，从火车站拉回废弃的大理石板当支架，用照相机胶片筒凑合着当真空腔。 夏天实验室闷热得像蒸笼，高伯龙就穿着一件便宜背心，在仪器前一站就是一整天。 最难啃的骨头是镀膜技术，激光陀螺的精度全靠反射镜，膜层厚度必须精确到0.1纳米，而当时国内根本没有相应的设备。 高伯龙带着团队用最原始的办法，拿着手电筒照镜面测反射率，趴在显微镜前一点点调参数，他摘掉眼镜，鼻尖紧贴着镜头看，硬是把鼻梁都磨破了。 失败是家常便饭，光路对不准，电子干扰，材料不合格，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问题，团队里有人灰心过，但高伯龙从不责怪任何人，每次失败后他都带着大家复盘，找原因，改方案，再来一遍。 1984年，第一台工程样机终于造出来了，性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消息传出后，却有人质疑说美国早就放弃这个路线了，中国还在这上面死磕有什么意义，面对这些声音，高伯龙没有争辩，只是继续埋头改进。 又过了十年，到1994年，样机通过了专家组的正式验收，精度达到了0.001度每小时，这意味着连续运行一百年误差也不超过一秒，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能独立研制激光陀螺的国家。 这项技术后来被广泛应用在辽宁舰的导航系统、战略导弹的制导模块、卫星定位系统中，成为中国国防科技的核心支撑。 2008年，已经80岁的高伯龙挂着吊瓶赶到卫星故障现场，连续工作三天三夜解决了问题。 2017年，他在病床上离世，手里还握着最新的设计图，嘴里念叨的是膜层系数还要再调整。 从1971年到2017年，从两页看不懂的纸到领先世界的技术，高伯龙用了整整46年。 他不是天才，没有留过洋，也不是科班出身，他只是在国家需要的时候选择了站出来，然后用一辈子的时间把这件事做到了极致。 那两页纸当年让所有人望而却步，最终被一个穿着背心的教师化作了点亮中国精密导航的光。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中国军网——高伯龙：为武器装备安上“火眼金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