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2月，原国民党中将黄维，在拿到落实政策的房款后，决定出钱给当年随他抗战时阵亡的部下修个纪念碑。 黄维1904年生人，江西贵溪农家子弟，父亲早逝，家里就五十亩薄田。师范毕业后回乡当小学老师，因为个子矮小，镇不住学生，日子过得挺憋屈。1924年经方志敏介绍考入黄埔一期，从此走上军旅之路。 黄维这人性格固执，军中人称”书呆子”。他从黄埔毕业后参加过东征、北伐，一路从排长升到师长、军长，算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抗战爆发前，他还被派到德国学习军事，原定一年课程因为战事提前回国。 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黄维临危受命接任第六十七师师长，赶往上海罗店前线。罗店这地方后来被叫做”血肉磨坊”，日军仗着飞机大炮轮番轰炸，中国军队拼死抵抗。黄维指挥六十七师在罗店死守一周，打到后来师部就剩他和一个电报员，连炊事员、马夫都拿枪上了阵地。战后统计，三个团长一死两重伤，全师幸存者不足一个团，罗店镇被打成废墟。 这一仗让黄维出了名，但也有人批评他指挥死板，不顾敌我火力差距硬拼硬打，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不过不管怎么说，那些跟着他战死的士兵，确实是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牺牲的。 1938年黄维升任第十八军军长，武汉会战时在马回岭与日军血战，毙伤日军六千多人。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特别表彰了他，还单独召见，把他的字从”悟我”改成”培我”，栽培的意思。1944年黄维担任青年军副总监，在江西横峰县莲荷村培训学员五六千人，要求严格，禁止体罚，算是为抗战出了力。 1948年淮海战役，黄维任第十二兵团司令官。结果部下廖运周率第一一零师起义，黄维被包围在双堆集，化装突围失败被俘。这一关就是二十七年，直到1975年才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 为啥黄维特赦这么晚？因为他在战犯管理所态度顽固，不配合改造，整天研究”永动机”。别人写认罪材料，他交设计图纸。中科院鉴定说违反物理学原理不可能实现，他也不服气。杜聿明、宋希濂这些黄埔一期的同学1959年第一批就特赦了，黄维硬是拖到最后。出狱后黄维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月薪二百元，待遇还不错。1978年当选政协委员，1983年当选常务委员。就在这一年冬天，政府落实政策给了他一笔房产补偿款。 黄维拿到钱后没想着自己享受或留给子女，第一念头就是给罗店战场牺牲的部下建纪念碑。他开始整理当年的资料，列出能记起来的阵亡将士名单，起草碑文，反复修改。他给上海方面写信说明想法，表示想用这笔钱在罗店选址建碑。其实早在1979年，黄维随全国政协考察团去上海视察时，就特意要求去罗店看看。当时考察团领导有顾虑，黄维说得很直白：自己在那里流血负伤，忘不了那些牺牲的官兵，经常梦见那些壮烈场面。共产党坚持抗战是事实，但国民党军队也英勇抗日，这不能否认。 重返罗店那天，黄维见到了当年还是孩子、如今六十多岁的老人。这些老人回忆说，当时中国军队与日本鬼子拼得血流成河，百姓也支持他们，家家有人伤亡。后来失败了，日本人占领了上海，那是旧中国国力太弱，不是前线官兵的责任。黄维听了这些话，当场眼圈就红了。 回北京后，黄维写了回忆文章《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淞沪战争》，详细记录罗店战役经过。他在文章里写：无论什么立场，凡是为国家民族抗击侵略者的人，都应该被铭记。 建纪念碑的事因为涉及土地审批、设计方案、碑文审核等诸多环节，进展很慢。黄维没有气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联系，耐心说明情况。他的态度诚恳而坚定，不卑不亢。上海方面表示理解，但手续确实复杂，需要时间。黄维并不着急，他说慢慢来，只要能建成就好。他开始绘制纪念碑草图，设计成方形石碑，高约三米，用花岗岩材料，碑面刻碑文，侧面刻阵亡将士名字。他画了一遍又一遍，修改细节。 女儿黄慧南不太理解，问父亲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事。黄维说，那些士兵跟着自己上战场，把命留在那里了，作为长官有责任让后人知道他们的贡献。抗战胜利这么多年，不能因为政治立场不同，就抹杀他们的牺牲。 1983年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黄维当选常务委员。会场休息时遇到廖运周，就是当年在淮海战役起义的那个第一一零师师长，如今是开国中将。两人四目相对，气氛有些尴尬。黄维说了句”当年的事”，廖运周主动伸手说”都过去了”。黄维沉默片刻，伸手相握，简短交谈几句就分开了。 1989年初，台湾方面邀请黄维访台，承诺补发中将二十七年薪水。女儿劝他接受，黄维摇头说不能拿这钱。蒋介石对他有知遇之恩，陈诚对他恩重如山，共产党待他也不薄。去台湾是为了两岸和解，为了见老朋友，不是为了钱。 1989年3月20日凌晨，黄维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去世，终年八十五岁。他的书桌上还摆着罗店纪念碑的设计图纸，旁边是一叠阵亡将士名单。直到生命尽头，他仍挂念着这件未竟之事。 纪念碑因为各种客观原因没能完全建成，但黄维的这份心意通过文字记录流传下来。他用房款想要建立的纪念碑虽然没有立起来，但这份心意本身就是对历史的纪念。
